(一)

1936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作为第二届研究生，从此结识了上列5位先生。

他们不但对我的治学和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5位先生都对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有一件事在南开校史中很少提到，那就是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和金陵大学联合建立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由何廉任会长，并在山东济宁设立实验县，得到美国罗氏基金团(即洛克菲勒基金团)的资助。当时招收的第一、二届研究生研究学门分为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第二届增加经济史)，就是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研究生每月奖学金50元，也是罗氏基金团的钱。

当时从事农村建设事业，是学者们报国的方式之一，类似的组织，还有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在山东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可见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首要特色即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中国化”)，不但体现在教材内容方面和科研课题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入学后赶上欢送何先生去南京就职，但他仍担任所长，由方显廷先生任代理所长。

我们第二届研究生共招9人，来自燕京大学的4人(中途退学1人)，来自北京、清华、辅仁、南开4大学的各一人，只有我来自南方。我是第二届研究生代表，在我和方先生的多次接洽中，有两件事记得很清楚。第一件是我们入学后为考试的事闹了一次不愉快。南开的习惯做法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们来自外校，不适应这种考法，要求改革，方先生不许，于是我们以全体退学相威胁，卷起铺盖就要走。老师们出面调停，当晚分别请有关系的人到家中吃饭，如袁贤能先生就请来自燕京的同学。第二天大家决定还是要走。方先生只好同意，改为每门课期中、期末各考一次。事后何先生听到此事，很痛心。当时研究生规定二年毕业，第一年学习5门课程，第二年头3个月外出考察，然后回校作毕业论文。

第二件事，我们入学后天津到处是日本兵，整日天空有日军飞机轰鸣，已经习以为常。

临近暑假，一天方先生忽然找我，说“只要我有饭吃，你们就有饭吃”，我们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我和贾学诗、胡应荣3人决定提前外出考察。我们预定到浙江、江西、湖南3省考察地方财政和地方行政，研究所发给了经费和介绍信。在南京才住几天，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我们去南京见何先生，他说既已出来，就继续考察。

1938年春，南开大学仍无复学消息。迫于生计，我到湖南省民政厅工作。当时中央政治学校老师胡次威任厅长，南京一带逃难出来的中政校同学都聚集在这里。工作不到两个月，就接到方先生发来的3封电报，一封发到我家，一封发到湖南辰奚谷刘君煌(经研所第一届同学)家，一封发到民政厅，邀我去贵阳工作。方先生到处找我，并不计较我在初入学时闹过事，使我十分感动。

到了贵阳，我才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此时已改名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先生还是会长，由方先生主持实际工作，地点在飞山庙，方先生的家也住在这里。当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秘书长郑道儒、财政厅长周贻春，都和南开有密切的关系。

在贵阳工作不到一年，方先生接到张纯明先生从重庆的来信，邀请我去重庆工作，月薪200元。我在方先生处是月薪100元，九折，另由经研所补助10元。方先生觉得待遇相差太远，不便耽误我的前程，让我去重庆。我离开贵阳之日，正值日机轰炸贵阳之时，我在飞山街的寓所也被炸毁，侥幸逃过一劫。

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方先生返所任职。抗战胜利后，他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方夫人去世后，方先生和一位荷兰女子结婚。他的事迹，见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一个七十岁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忆录》(H.D.Fong，ReminiscencesofaChineseEconomistat70，SouthSeaPress，1975，Singapore)和他的女儿露茜所写的“我的父亲方显廷——位勤奋工作的学者”(南开大学档案馆)。

(二)

张纯明先生是南开大学政治系主任，是我在经研所的“行政学”的老师。当时经研所的老师不但包括经济系的全体老师(教学与科研统一)，而且也包括政治系的一些老师，如张纯明、王赣愚、林同济、张金鉴等，此外还有社会学家陈序经、法律学家刘朗泉等，仿佛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相似，是兼容并包的，这是经研所的第二个特色。当时经研所设在木斋图书馆(今行政楼所在地)地下室，师生同时上班，每天8小时，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休息。每人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张先生是河南人，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何先生的连襟。当时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后来出任河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

张先生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有时让他写演讲词，到处去演讲，他找我去，就是叫我替他代笔。我被安置在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名义是调查员。我们并不上班，每天只是各提一根手杖，到行政院走一遭。我也从来不曾代替张先生写过演讲词(可能是因为上面未再交下这项任务)，我倒是利用空闲，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结果以0.9分之差落第。其实我的功课都比那位被录取的人考得好，因为专门著作占总分百分之五，他们送了，得55分，我没有送。当时我也有大学毕业论文可以送去，只是一时狂妄，认为每门课多考几分就得了，送它干什么，没想到竞争如此剧烈。事后抄分，庚款董事会的人都为我惋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七届学生也只能去加拿大。以后我等了6年，才能考取第八届庚款去到英国。

(三)

在行政院不到一年，当时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的何廉先生忽然找我。这是我第三次和他见面，他的第一句话是，“青年总是可爱的。”原来他要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担任经济处处长，副处长是燕京大学教授吴景超，李锐是秘书，他们都是兼职，要找一个人去长驻办公，所以找到了我。我当时一意投考留学，工作只是谋生，在哪里都无所谓，自然应允了。报上去是叫我当助理秘书，因该部无此名称，故“一并派为秘书”。

当时团部由陈诚任书记长，设书记长办公室(主任柳克述，副主任谢然之，人事组长郭骥)、训练处(处长康泽)、宣传处(处长何浩若)、总务处(处长项定荣)、社会服务处(处长卢作孚)、经济处。经济处设团员经济组、生产事业组、经济思想组，各有组长，由何先生邀请。

我在团部将近一年，除处理日常事务外，就是经常每周一次代表经济处参加常务干事会议，何先生只偶尔出席。会议一般由段锡朋主持，陈诚只来过一两次。经常出席会议的干事有陈立夫、李惟果、郑彦等。我只是听听，向何先生汇报。一年中，团员经济组在团部内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卖些日用百货。生产事业组办了一个服装生产合作社，进了些衣料，尚未开业。经济思想组请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到重庆开了一次会，计划编辑一套三民主义经济丛书，但从未见后续行动。可见何先生对经济处的工作只是消极应付，不像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那样积极。郑彦有一次对我说，“你们很危险”。

年终团部书记长改由张治中接任，何先生坚决辞职，最后张治中来信，说请你三次吃饭都不到，“先生之贤劳可想而知”，于是准他辞职，经济处取消。此时何先生对我说，“敬年，你年纪大了，我劝你不必考留学了。如果你想搞银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如果你想搞政治，我介绍你给陈辞修(陈诚)。”我坚持考留学，于是回答说：“我还是跟着你。”他把我派到农本局人事室，名义是视察。

当时农本局设业务处、会计处、人事室、经济研究室。会计处长是廖芸皋(南开大学会计学教授)，两个科长是王文钧(南大经济系毕业)和梁思达(经研所第一届研究生，梁启超的小儿子)。另设福生庄，经营棉花棉纱棉布生意，会计方才英(南大经济系毕业)。经济研究室由李锐任主任，参加工作的有刘君煌、贾学诗和胡应荣。农本局在四川各县设有合作金库和合作仓库。

我在农本局7个月，没做什么工作。忽然有一个深夜农本局被军警包围，将所有账簿和会计人员带走，在附近90里的化龙桥进行隔离审查。几个月过去了，并未发现任何问题，因为何先生对会计制度要求十分严格，而且用的都是可信的人。但是他却不得不因此下台了，农本局改为花纱布管理局，由穆藕初任局长。祸不单行，何先生的乡间寓所在汪山，与蒋介石为邻，日机轰炸，把他的大儿子炸死了。后来何先生东山再起，出任经济部次长(副部长)兼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一般认为，何先生辞去团部职务与在农本局被整，中间不无关系，既已不能通天，恨之者才敢下手。

(四)

我考第八届庚款公费生是1943年冬报名，1944年春考试，是年秋揭晓，我终于被录取。

1945年8月4日我们乘飞机离开重庆，到印度孟买候船，10月到达英国。

1945年上半年我在重庆等待出国，曾和李锐先生去沙坪坝南开中学内何廉先生家为他祝寿，留住一夜，与正待去美的杨石先先生同室，谈至深夜。抗战期间，南开与清华、北大在昆明共建西南联合大学，惟独经研所迁至重庆，是为了何先生便于管理之故。研究所于1939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直至1948年每年一届(1936年除外)；共招11届，培养研究生60人。重庆招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有所改变，分为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国际经济、货币银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统计、经济史等。

抗战胜利后何先生回美国教书。1947年我在牛津大学时接到他的信，托我购买剑桥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部大部头著作，每种十余本，并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买了书，并向他汇报我在1948年夏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他回信说已经做了安排，让我毕业后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一年，于是我订了去美国的船票。

1948年夏，何先生受命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当时老校长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归教育部管辖，校长对部长须用呈文，所以他不便继续担任校长。何先生给我寄来500美元作旅费，催我赶快回国。

1948年9月初，我乘船到香港登陆，报纸上有我们归国学生的名字。陈序经先生托他在香港的亲戚来找我，邀我去岭南大学一游。陈先生在天津是经研所的研究主任，和我们研究生都进行过个别谈话，又教我们“科学方法论”一课，彼此很熟，后来他随南开大学到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此时他接任岭大校长不久。

在陈先生家住了好多天。陈先生劝我留在岭南教书，说这里的环境比较接近牛津，工资用港币发放，高于国立大学，又安排我在三所宫殿式楼房之一居住。他劝我刚回国要多写文章，不要去做官，并出示他的一尺多厚的各种书稿，说都是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写的。我因与何先生有约在先，不便作出决定。

适逢何先生由美乘轮返国，在香港登陆。我随陈先生去看他，在旅舍同吃一顿午饭，宾朋满座。两位先生谈我的问题，我不在场。事后陈先生告我，何先生并不反对我留岭南，500美元是金城银行的钱，由岭南归还。于是我随陈先生回到岭南。

正值秋季开学，教务长冯秉铨、文法学院院长王力来看我，请我在开学典礼上代表教师讲话，我答应了，还在政治系主任、一位美国教授家中作客，住了一夜。临到给学生开课时，我遇到了困难。原来我在牛津的全部书籍，是通过英国邮局免费运送上海建业银行友人处的，这是英国对外国人在英花钱的优待。此时何先生说，“敬年的书慢点运去。”我没有书无法上课，只好回到南开，临行适值陈先生回南开接家眷，未能征得他的同意，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至今歉疚不已。

在去年纪念陈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发言，表达我对陈先生的怀念与景仰之情。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治学精神令我敬仰。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去法德两国留学，一生专心学问，不做官，给后人留下许多著作，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永远在追求真理，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教育家，我敬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胜利后许多学者去美国，而陈先生却守在国内，1948年还接任岭南大学校长，和当时即将垮台的国民政府抢运学者去台湾的行为对抗，把许多著名的学者留在岭南大学，如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及协和的八九位专家等。他还广泛罗致新从海外学成回国的青年学者到岭南教书，如王正宪、钱荣木卉等。他拒绝担任新加坡新成立的南洋大学校长。他要为中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他的学生已经遍布海内外。

(五)

我于1948年10月回到南开，何廉先生已先到达。当时天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何先生只做了两个月南开大学校长，通过天津建业银行经济蔡宝儒，为学校准备了一些粮食和煤炭，就去了上海，后又返回美国。行前和我见面，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一切好自为之。后来才知他在蔡宝儒处给我留了点金子，我的出国护照还在手中，完全可以走，但是我决定在天津迎接解放。我心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我和经研所5位老师的过从，历历如在昨日，而我却已经是96岁的人了。南开经研所的特色是，师生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老师们不但教书，而且育人。我1936年投考南开研究生原只打算作为过渡，因为庚款留英考试，要求大学毕业后工作或研究两年才能报名，不曾料到此生会终老南开。从抗战前夕离开天津，到1948年10月归来，我虽身不在南开，而在思想感情上却未尝有一日和南开脱离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靠5位老师的深情厚谊来维持的。

(文/杨敬年 本文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