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是国家的大谋划、大战略，落实这一重大战略需要处理好以下4个关系：承接非首都功能与激活内部要素的关系，完善硬件设施与提升服务软环境的关系，提高转移绩效与放大“协同效应”的关系，加快顶层设计与发挥市场机制的关系。

承接非首都功能与激活内部要素的关系

伴随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学校、医院等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正从北京中心城区向北京周边各区疏解，先进制造、研发转化、高端服务机构主要向天津疏解，一般制造业、区域性交易市场和仓储等主要向河北疏解。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要素的进入，然而外生要素并不能替代内生要素。鉴于京津冀不同城市间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而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对较高，对周边地区优化投资环境、提升承接能力和服务功能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津冀城市在引进首都优质资源和项目时应注重通过外部要素激活内部要素，让区位优、资源特、成本低等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从2014年到2016年，天津引进北京的项目和投资总量不断上升。来自北京的投资占天津引进内资总额的比重，从2014年的34.18%，上升到2016年的37.47%。其中在滨海新区的投资已占到新区吸引内资的五成，北京已成为天津内资引进的首要来源地。天津在加大招商引资和引进外部要素时，应在激活自身的内生要素上做文章。引进外部优质资源有利于激活内部要素并推动自身机制创新，将承接和引入外部资源与激活内部机制结合起来。

实现外部驱动模式向当地内生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发展模式转变有一些新的探索值得倡导，比如，环首都的津冀县区正通过引进或链接北京大型旅游集团和新管理模式来构建管理、信息、服务一体化当地旅游格局，同时也带动和激活当地特色农业、消费、金融和文化事业发展升级。适应这一要求，承接地应加大培育和提升本地企业和机构的承接和对接能力，让本地企业营造内部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创新自身运行机制。

完善硬件设施与提升服务软环境的关系

天津、河北相继提出了承接或对接首都产业转移和总部机构的思路，并将其作为三地合作协同的着力点，把营造和优化发展环境和服务环境放在了重要位置。然而，北京的高端产业转移和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对较高，为此，津冀两地为了提升产业承接和对接力度，加大了招商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批新的园区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项目正在重新规划，建设进程也大大加快。然而，与承接和对接硬件设施相比，服务软环境尤其是服务业对接、承接环境的再造和优化更为迫切。

比如，首都制造产业和科技企业的外移或拓展所需要的发展条件与吸引一般制造业项目的条件大不相同。对于正扩张规模的企业来说，更看好市场空间大、交易量大、物流配送系统完善、消费水平高；对于成长型的科技企业来说，首选人才资源充足、业务扩张速度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城区。对承接地来说，应加大调整和优化自身产业调整结构，提升制造业发展生态环境的力度。

再如，随着首都商务、金融、研发总部能级的提升，其他对周边区域的协作和支撑日益迫切，多维总部经济及功能性机构的拓展，为天津、河北吸引功能性总部机构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机遇。然而，承接功能性机构需要构建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运营的经济生态环境。这一环境绝不仅仅是商业楼宇和硬件设施的面积与容量，营造有诱力的软环境日显重要，对于商务、金融、研发机构来说，更看重信息渠道多、筹集资金和集聚人才快、动员和协整资源便捷以及商务、研发、金融创新和监管政策体系的完善。对于津冀来说，只有营造信息渠道多、动员和协整资源便捷、服务效率高的服务体系，才能提升招引总部机构的引力。同时，要营造细微化、人性化的服务以及各种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以独有的、特色的比较优势和政策体系，来支撑创新氛围浓、创业机会多的生态环境。

提高转移绩效与放大“协同效应”的关系

转移效应是资源和要在更大范围的的流转与再配置实现的，其结果将提升产业水平并释放出更大的效益，首都和部分产业外移并在津冀等地“落地”无疑会带来更优的配置效率，这也是京津冀产业优势互补的必然要求。而协同效应则指要素不流转或较少流转情况下的再配置，它是一种“1+1>2”的效率，是将隐性资源激活，是协同各方共同发力并能量释放的过程，与产业转移相比，它的释放点更多、可拓展的领域和切入的空间更大，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做。

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承接多为存量调整，转移中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有成本的且涉及各方的益损得失，因而实施起来会有一定时滞和难度。而协同是将各方隐性资源激活，是一种使各方共同发力释放的共赢效应，比之产业转移，它的释放点更多、可拓展的领域和切入的空间更大，因而更易操作和实施，效果也更直接更明显。

比如，为优化京津冀区域港口的分工和布局，天津港集团与河北港口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公司；为推进都市密集地区机场功能互补，天津第二机场航站楼开辟了京津机场快速通道。这种港口对接、机场互通并不需要大规模移动要素，对各方来说也不需要作益损补偿，既便捷又利于操作。又如，三地商务部门共同制定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合作和商务行动方案”，打造法制化营商环境、建立举报投诉合作处理机制，开展跨地域执法协作。这种互联互通所释放出的协同效应使各方都受益。做足并放大协同效应，应寻找协同切入点和着力点，创新协同形式，推进实质性协同合作。

加快顶层设计与发挥市场机制的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北京行政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是顶层设计，是方向，是目标，但顶层设计的落实和实现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发力。市场对京津冀产业布局、协同效率、协同效果起决定性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味着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动和再配置，今年以来京津冀的市场主体异常活跃，视之为一大利好和新商机的开启。北京“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发布后，京津各大投资和基金公司在寻找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新布局中的资金新投向，并在谋划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等基金的筹集与运作；建筑工程商和房地产商在追踪和探寻城乡新布局中的新工业园区、生活园区和生态项目的切入点；电信和网络公司把区域一体化视为链接城市群和开拓信息消费市场空间的佳机，并在酝酿互联互通中的“一卡通”和更大范围的便捷网络。市场主体的行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注入了活力和生机。

企业要生存发展、要做大做强，需要寻求新的商机、新的资源、新的市场和红利空间。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和探索是协同发展的动力源和可持续的关键所在。三省市政府应乘势借力，培育和支持跨区域商会、协会、联盟等市场组织，使之成为产业合作和重组的重要载体与内生力量，并激活市场主体力量去突破行政壁垒，引导其对接首都疏解和区域市场融合。同时，根据市场主体的要求和行动轨迹破除阻滞要素流瓶颈，不失时机推进简政放权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型。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实施看，深入落实三中全会市场体制改革是一重要的立足点，因为市场主体的行动和市场配置，将对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布局、协同效率、协同效果起决定性作用。

（来源： 南开大学报 第1339期 作者：周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