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致辞

系统的调查研究是立论述学之本

刘 刚

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来自西方,而经济学的中国化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出现却源于对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系统调查作研究作为“立论之本”,推动经济学中国化和学术独立,实现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宗旨,早在1927年就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确立,并转化经济研究的实践活动。

以美国大学教育为蓝本,张伯苓先生创建了私立南开大学。在建校之初,除国文和中国历史之外,所有课程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由于教学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1926年6月,刚刚受聘为南开大学商科教授的何廉先生,发现当时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师都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教材普遍来自国外,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状况,主要是美国。当时中国流行的教学模式是“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成不变地向中国学生灌输”(方显廷,2006)。[1]

何廉认识到,经济学教学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原因是教学与科研的分离。1927年创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来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利用中国素材解释所教的原理,使经济学中国化(何廉,1988)。[2]在何廉的推动下,1928年春天南开大学明确了把建设“土货南开”作为南开大学办校的方针,确立了“知中国 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为经济学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从1927年开始,南开经济研究所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方法,启动了经济学中国化和建立学术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为什么经济学中国化必须从调查研究开始,何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强调,中国经济研究“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而中国化研究的根本在于“一切研究均从实地调查入手”(何廉,1930),[3]“故欲洞明真相,非实地调查不为功”(何廉,方显廷,1930)。[4]

1929年1月受何廉的邀请,方显廷加盟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何廉和方显廷的领导下,历经十年的系统调查,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经济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济调查开风气之先,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建国方略影响朝野。

除了编制和发布南开指数,对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的调查是南开经济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研究工作。当时中国社会正值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际。西方列强通过向殖民地倾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了城市工业,而且因冲击和瓦解家庭手工业生产使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凋弊,濒临破产边缘。如何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制定新的建国方略,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撑。

基于系统的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调查,南开经济研究所团队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存在所谓的“以农立国”或“以工立国”非此即彼的单一模式选择,而应当先农后工,挽救农村经济的同时,以农促工,发展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再以“以工兴国”实现农业大国的工业化,最终走向经济强国的道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建国方略研究中,其他研究机构在方法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始终强调实地调查。在方显廷关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中,每一次学术观点的提炼都是基于调查中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纪辛,2006)。[5]

斗转星移,在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大数据时代的今天,调查研究方法是否已经时过境迁?答案是否定的。

在2014年12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马云对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提出质疑,指出经济学家总是在总结历史。对经济学家预测能力的质疑不是马云的专利,在经济学中早在存在有关经济政策的墨菲定律,“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埃伦·布林德,1987:1)。[6]

对如何避免预测失误的思考,再次让我们想到要拿起调查研究利器。基于系统调查的事实逻辑分析,是预测未来的前提。即使在大数据时代,调查研究作为经济研究基础方法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大数据都是昨天的,即使瞬时产生的大数据,也可能是充满噪音和鱼龙混杂的。

与其他经济研究方法相比较,调查研究方法最适宜前瞻性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原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许多情况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沿的研究是缺乏良好数据支撑的,尤其是历史数据。当研究处于没有或缺乏数据支撑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实际调查采集数据,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提炼学术观点。

第二,原创性研究不仅与前沿研究相关,而且涉及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重组过程。无论是哪一种创新都需要在解答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重组。知识重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知识重组是局部的,只涉及局部知识的更新;另一种类型的知识重组是突破性的,涉及结构知识的更新。后一种知识重组往往伴随着原创性理论成果的诞生。而引发结构知识更新的新经济往往来自系统调查。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创新则成为经济结构持续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赋予经济理论更强解释力的理论创新则来自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经济变革的系统调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如何通过调查研究让经济理论之树长青,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独立和创新发展,为世界经济和理论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新一代学术群体的责任和担当。

2018年3月16日




[1]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方露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第78页。

[2]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51页。

[3] 何廉,“本刊旨趣”,《大公报·经济周刊》第1期,1930年3月3日。

[4] 何廉,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3号,1930年2月1日。

[5] 纪辛,“寂寞事后事----写在经济学人方显廷《回忆录》出版之际”,《近代中国经济》第17辑,2007。

[6] 转引自[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