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有东南西北之分，是为方向。在我国，这个界限也分得很清楚，如东部、西部、南方、北方等，以区分各省市，但因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图和大山大川大多东西延伸等关系，在国人嘴里，南北之分用得更多些。以区分人群为例，人们喜欢说南方人和北方人，没有说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我们更有许多带有南北两字组成的俗语和成语。如成语中就有南船北车、南贩北贾 、南橘北枳 、南腔北调、南辕北辙等等。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要从“北有南开，南有春晖”这句话说起。

春晖中学

春晖，始于1908年陈春澜先生创办的春晖小学堂，沿用的是旧学，而春晖中学校是一所民国时期创建的新式学校，是在五四运动的的背景之下，由陈老先生和经亨颐先生等人共同缔造的，它算得上是一面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以我们现在所能挖掘到的人文史料来看，它确实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景观，因此坊间就有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一说。这个说法源于何时？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似乎已无考证。这'北有'和'南有'是一种并列式的对比法，也正是应了中国人习惯性的思维逻辑。那么天津市南开中学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传统名校呢？

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是由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原籍慈溪）和张伯苓先生于1904年创办的，它的开创时间比春晖更早，是南开系列学校的起源地。其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很显然，南开的办新学校的宗旨也是为了不同于旧学，南开人认为办新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人才，为社会谋进步，为公众谋福利，这一点跟春晖中学的“与时俱进”的办学思想有几分相似，百年南开中学因地域关系和“南开系”的存在，社会知名度比春晖要响亮得多。“北有南开，南有春晖”这句话从深处去理解，并不太像是一个并列的地位，似乎旨在说明：南方的春晖中学颇有几分北方的南开中学的味道。很简单的道理，你若去问一个南开人，他们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句“北有南有”的说辞。

但不管怎么说，两所学校都算得上是名校，是为社会为国家输出了大量优秀人才的好学府。我们春晖人也常以“北有南开，南有春晖”这句话为荣的。一所是江南乡野地的中学，一所是北方直隶府的中学，两间之间的联系肯定不太多，而能在这两所学校都受过教育，能让“南春晖”和“北南开”（南开大学除外）对人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生一定极少，但恰恰就有那么一位，有可能也是仅有一位，他先后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这个幸运儿的名字叫陈振汉。

陈振汉先生

陈振汉，浙江诸暨人，1912年7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的同山镇，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08年度经济特别荣誉奖得主，他也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翘楚之才厉以宁教授的恩师。陈振汉先生的夫人崔书香女士是河北人，也是一名知名经济学家，生前为中国财经大学教授。巧的是，在中国经济学界也有”南陈北崔“的提法，指的正是中国当代两位交相辉映的著名的经济学伉俪——陈振汉和崔书香。

陈振汉、崔书香一家

陈振汉先生的小学启蒙时光是在家乡的同文小学（诸暨牌头中学的前身）度过的。上虞与诸暨在地域上并不相邻，他们家在上虞也无亲无故，那他为什么会在春晖留下过求学的足迹呢？这要从他的父亲说起，陈振汉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是一个团长，他父亲所在的部队后来驻扎在上虞五夫，五夫离白马湖不远，而那时”白马湖春晖学堂“在吾乡已渐有声名，且当时春晖还设有附小，陈振汉随家人迁居上虞，就这么与春晖结上了学缘。陈振汉先生在春晖附小读完小学，又在春晖中学读了一年多的书。北伐战争开始了，陈振汉一家搬到了杭州，他也就不得不告别白马湖，转到杭州的中学读书，高中考入的是现在的杭高。因受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影响，他又开始向往天津的南开。那一年，陈振汉17岁。

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说一句话了，那就是：“北有南开，南有春晖”，意思是上虞的春晖中学与天津的南开中学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两所中学。幸运的是，陈振汉先生先后在这两所学校都接受了教育。他从江南来到南开，在那里读完两年的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二高三），再升入南开大学进一步深造。昔时的南开系学校，在张伯苓先生的领导下，人才济济，文化活跃，学校氛围严谨、开放、活跃。陈振汉先生在南开接受了当时最优秀的教育，这对于他以后的学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南开中学内的张伯苓、严修先生塑像

南开的少年意气和学术氛围确实对陈振汉的人生影响很大，但最令陈振汉最难忘怀的却是在上虞春晖中学度过的几年时光。这又是为什么呢？别看春晖中学办学时间比南开短，而且地处偏僻冷清的乡下，却荟萃了当时许多国内知名的一流学者和教育家，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这种名师荟萃于一校的光环，不要说是本省内的中学了，就连当时北方的北师大附中和天津南开中学都不能与之相比。陈振汉先生在晚年时作过一番回忆，把两校作了一下对比——“南开历史比春晖早，文艺演戏等搞的很好，是春晖没有或不及的。学科上南开不是特别出名，教员也不像春晖那样有名。'

在春晖，他有幸读到了夏丏敬先生翻译的《爱的教育》，有幸跟丰子恺先生学画，有幸陪朱自清先生一起坐火车去五夫营房找他父亲，还有幸在白马湖边看到过弘一大师用湖水洗脸......少年时代就遇到这么多名师、就接受如此高品位的教育，这样的幸运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碰到。再加上春晖所倡导的自由的读书氛围，使这位少年学子亲切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新教育的魅力，这对他的一生的研修和做人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陈振汉先生在白马湖边度过的时光是愉快而充实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的新文化书籍与刊物，在思想和学业上均深有获益。这在后半部分要推荐的《陈振汉先生回忆录摘选》中会有鲜明的体现。

春晖中学内的“春晖三贤”塑像

1935年陈振汉从南开大学南开经济学院毕业，同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1936年秋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史。在哈佛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他应邀到母校南开经济研究所任教，1942年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北平解放前夜，在去留大局上，陈振汉先生同北大一些进步教授相约坚决留下。北平解放后，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新中国的经济史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桃李遍天下。

陈振汉等北大教授们与苏联专家合影

陈振汉先生爱讲真话和实话，1957年他组织撰写意见书《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却因此惹下大祸。他被错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右派。降职降薪，强迫劳动，被剥夺了著作和讲课的权利，“文革”中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放牛多年！在陈振汉先生22年的“右派”生涯中，正是他的妻子，中央财经大学崔书香教授，开朗坦荡，忠诚坚毅，以巨大的信任和坚韧的隐忍，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给予陈先生极大的扶持和慰藉。直到 1979年， 陈振汉先生才被摘掉“右派” 分子帽子，重新回到教学与科研岗位。但22 年过去了，陈老已经 67 岁。 22 年的著作空白， 22 年被剥夺讲课的权利。这是命运的戏弄，也是历史的悲哀！

50年代陈振汉与北大师生在一起

1981年，陈振汉先生应邀至联邦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1982年回国，被授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他继续着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从 1979 年开始， 在沉寂了 20 多年之后， 陈振汉先生陆续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陈振汉先生沉静而豁达，不论是在学术上的辉煌时期还是在生活的肃杀沉寂岁月，皆平和地看待历史，看待命运。

晚年的陈振汉、崔书香教授夫妇

2008年1月19日，这位曾经的江南才俊，春晖中学的早期校友，这位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的学界泰斗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平静地走完人生之路，享年96岁。他的学子们以诗赋追忆其师曰：

衣振白马湖边，遥想弦诵南开，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

负笈哈佛，学贯中西，步履追前贤；

执鞭燕园，诲人财院，文通古今衣钵传后人。

陈振汉先生回忆录节选

——“春晖和我的关系”

春晖的教育作用很重要，尤其是春晖附小（高小）。春晖的影响主要是高小阶段。在我十三、四岁时，影响很大。当时诸暨在浙江的教育当算先进，但与春晖相比，仍相当落后。我初小未念四书五经，受的是新式教育，但仍落后：虽然教科书是新式的，但是教员的思想和教育方式是旧式的。

我到离家乡二十华里的牌头同文小学上小学。但教员的教学方法落后，体现在：1、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男女分校。2、教员对学生的教育，体罚仍然是重要手段。

因为我父亲在军队，他部队驻扎的地方在余姚五夫。他是中级军官，是团长。由于他在五夫的关系，离上虞春晖很近。当时火车从杭州到上虞未开通，只通到百官。杭州过钱塘江到绍兴至百官，只能坐船。百官以后第一站（至宁波）是驿亭上虞。有个叫白马湖的地方，春晖就在那里。

白马湖的黄金时代

春晖最初成立是个中学，建于1922年。春晖校长经亨颐是留日学生。经亨颐，字子渊，晚年改字颐渊，浙江上虞人，家就在那一带。上虞、余姚一带的人在上海做生意的很多，经家也是上海富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的教育新的学校最早最著名的是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学。当时全国的眼光看三个地方：湖南长沙、浙江杭州，北方的天津。浙江杭州当时开头的是浙江第一师范，主要领袖是校长也是经亨颐。

春晖在上虞白马湖，是个不大的小湖，样子像一匹马。那个学校是中学，在湖的一边。之所以叫春晖，是因为经亨颐要纪念他的母亲。唐朝孟郊《游子吟》中最后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经亨颐由此诗为春晖起名。学校的房子与其它地方中学比有不同。每一幢建筑都有名字。主楼叫仰山楼，学生宿舍叫曲院。我在的附小另有一个小楼，叫矩堂。

春晖中学附小学生的旅游照

与诸暨牌头同文有体罚不同，春晖完全没有这些。我进了春晖附小，这里老师的教育方法很不一样：男女同校，女生也有很多。美术、图画、手工、体育等课程受到重视，并不只教语文、数学，使我感觉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我在这里的成绩，写的文章受到老师夸奖，其它方面也感到诸暨没有的温暖感觉。火车从百官到宁波是通车的。我父亲可以带我和弟弟去宁波玩，洗澡、吃西餐，都是一生没有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在学校里。春晖中学有名，有很多后来的大师，如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丰子恺教过我画画。李叔同当时也在。现在想起来，他们写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大体的东西很特别，我也受到些影响。

小学教员里有两位我一生都记得：都是上虞人，都姓徐。徐子梁先生教国文，徐书耘先生教数学。前者被学生称做老徐先生，后者被称为新徐先生，他们都很好。学校人少，教员和学生关系很密切。我是外县的，他们并不排外。最令我感到亲切的，也是与同文小学不同的是，我到春晖的第二年学校组织去杭州春游,给我很新鲜的感觉。

二十年代初的杭州西湖，雷峰塔还没有倒下

第一次去杭州，看到西湖、三潭映月等景观，对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启蒙教育意义很大，对一生的影响很大。现在很多知识还是当时得到的，比如苏堤、白堤等，都是十二、三岁时留下的印象，一生难忘。还有一些诗句，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当时感受到人生、人际关系的美好，是那种感觉。在小学这两年，我的成绩，特别是作文在班上出色。两位徐先生都很称赞。他们给我的评语我一生都记得，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当时春晖的教员后来有名的很多，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他们对学校气氛的影响很重要。朱自清当中文教员，他人很好。使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我父亲是团长，军队在学校旁边，在五夫，离驿亭很近。在五卅惨案发生时宣传国耻，朱自清因为知道我父亲负责地方军队，想到部队宣传，由我陪同坐火车前去。朱自清为人和蔼可亲，我至今还有印象。

朱自清（1898—1848）和夏丏尊（1886—1946）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国文的开山鼻祖，对语文教学拥有无限的热情和自觉的首创精神。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白马湖共事时期，爱国爱家爱学生，道德学问、教育思想、学养人品赢得了春晖中学师生的由衷爱戴。两位先生互敬互重，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成为莫逆之交。（小编注）

虽然当时是小孩，但对许多事印象很深。夏丏尊未教书，但家住当地。白马湖地方很好，虽然不大。夏家是在车站到学校的必经之路上，很朴素。李叔同也待过白马湖。虽然不认识，但他在湖边洗脸的样子我有印象。

当时的师生关系我很怀念。有个北大出来的教员，叫张同光，人很有意思。他是诸暨邻近的，南方人讲北京话很有趣，对学生很好。张先生会画国画。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春晖校园里种的美人蕉很好。因为张同光绘画好，又因我们是临县的，我请他送我一幅画。他在画上题的字我一直记得：“明月山中三五夜，清光独让美人蕉。”这是后两句，前两句我不大记得了。

一九五四年，杭州虎跑弘一法师之塔落成典礼，春晖早期教员张同光(左五)与丰子恺(左七)等在塔前合影留念

第一次看电影，名字忘记了，好像是关于种庄稼的。到春晖后才有机会看电影。

春晖的文体活动是同文小学没有的。宿舍旁边有很多玩的东西，比如木球。我还在小学足球队踢球，曾经到上虞县参加比赛。

总的来说春晖文体活动比在诸暨丰富的多，特别是我父亲驻扎在五夫，所以我在上虞的生活比在诸暨好。

有本书叫做《爱的教育》，是夏丏尊翻译的，给我印象挺深。夏也住在白马湖。

在春晖，体育课是留日老师教的。特别有一次教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都包容在一起。从火车站到学校要经过小学旁边，有很多小贩卖东西。小孩都喜欢吃闲嘴。体育教员谢似颜注意到这个问题，觉得不好，他批评学生不要多用咀嚼筋，觉得这样很丑。

1925年以后，春晖中学很多有名的教员都离开了。到上海成立了立达学园。

我在中学待了一年多。26年北伐后，我家搬到杭州，我也离开春晖，到了杭州读书。春晖和我的关系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