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显廷回忆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事业与生活(1929至1937年)

方显廷

一

天津南开大学是通过私人努力于1919年由张伯苓博士(1876～1951)创立的唯一一所杰出的中国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公认张博士对于教育事业的贡献、同时也因在抗日战争时，由于反抗日本军队的侵略，致使南开大学校舍于1937年7月29日至30日遭日军焚毁以上两个原因的基础上，在二次大战胜利之际，南开大学成为一所公立大学。

南开大学于1919年始创之时，以文学、理学和商学3个系共招学生40人，在南开地区的南开中学校园内正式授课。到1923年在第一批3个系的学生中，有21位获得学士学位文凭。也就在此时，大学正式迁入距南开中学约数英里之遥的八里台新校址。当时，八里台的新校园刚刚建成了行政楼和科学馆两处。到了1925年，这3个系扩充成为3个学院。而在此两年前，何廉兄便已应聘加入到商学院的教学队伍之中，并且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2000美元作为首期资金，建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1931年在何廉的领导下，3个单位进行了院系合并，即：(1)商学院、(2)文学院经济系、(3)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合并为经济学院，其下包括两个系：经济系与商学系。同年，又因可望在下一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前景，建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于经济调查研究和培训研究生两项任务。到1937年7月南大校园被日军焚毁为止，学校注册的学生人数从1919年的40人已发展到1937年超过500人之多。其中男生数量远远超过女生。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南开大学仅只是由张伯苓博士创建的南开学校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这一系统以创立于1904年10月17日的敬业中学为开始。而10月17日已成为这一系统中所有南开学校的校庆纪念日。敬业学校最初的校址设在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严范荪先生(1860～1929)家中。到1908年，当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年，学校才迁入新址。就是在这所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南开中学的学校，周恩来总理曾经学习过，并于1916年前后参加过话剧演出。这些演出后来被张校长称赞为一种民众教育的媒介。到了1917年，南开中学拥有大约1000多名学生，也许是当时整个中国中学里拥有学生最多的一所学校。

一所私立学校由于其财政上的独立，在一个经受战争困扰的国家里，同时为它带来的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与持续。学校里的每一位教学人员都确信能够保障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不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得不卷入到政治旋涡中去。对于教职员工的任命标准，取决于才能和价值，而不取决于其政治背景。对于任何一位有出息、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学者，当他或她在国外完成三阶段的教育之后，总能够在这位胸怀宽阔、卓有远见的杰出教育家的领导之下，为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找到实践的场所和广阔的前景。

张伯苓博士凭着他那具有魅力的人格与鼓舞人心的领导艺术，给他那拥有3个学院的大学带来许多有能力和具有天赋的青年学者。特别有不少是来自于他参加的成志会，例如：

1．蒋廷黻博士 历史学教授、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后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

2．何廉博士 公共财政学及统计学教授、南开经济研究所创始人、行政院政务处长(负责国民政府内阁会议议事日程之制订与服务)、国民政府农本局创始人及总经理；

3．凌冰博士 心理学系主任及心理学教授、立法委员；

4．徐谟博士 (Dr．Mo Hsu)国际关系学教授、驻澳大利亚大使；

5．李济教授 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与语言学研究所所长；

6．萧公权博士 西亚图华盛顿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7．张彭春博士 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戏剧学教授、派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代表(张彭春博士支持该会议通过一项关于在1947年建立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决议)；

8．李卓敏博士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业管理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9．张纯明博士 政治学系主任与教授、“派驻联合国副代表”。

以上第1、2、3、6、9位均系成志会成员。

二

在我辞去了国家经济访问局(该局于1929年更名为国家工商访问局，后又改为工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职务之后，我开始为乘海轮北上，赴天津南开大学做准备。我的未婚妻王静英仍留在上海继续读完她在务本女子中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在船上，我同一位在南开中学任教的老师共住一间舱房。轮船北上直抵塘沽。塘沽是通向华北港口天津市的门户，而天津是华北的商业与工业大都市，距离北京乘火车只有两小时的旅程。何廉兄亲自到塘沽来接我，然后带我乘火车直抵天津市的中央火车站，从那里还得乘汽车约半小时才能到达八里台的校园。八里台是天津郊区一个小小的乡村，有几百农民。学校师生所需一应食品、杂货以及交通运输工具(人力黄包车)均由他们供应。南开校园占地836亩或279公顷，规模相当大。其中包括一座行政大楼，楼内有供文学院及商学院学生上课的教室；一座科学馆，馆内有实验室及供理学院学生上课的教室；此外更有图书馆、男生宿舍楼、女生宿舍楼、百树村教职员居所等等；另有莲花池，夏日莲花开放，冬季可当作滑冰场；还有数百缸金鱼，其品种之齐全、色泽之绚烂尤为无可匹敌，享誉全国；另外还有一座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我被分派住进百树村19号客房的一间居室，对门正对着蒋廷黻教授的家。何廉在1929年，晚我数月结婚，彼时正同我和理学院的陈礼教授3人同住在那所客房内。我们有一位男仆为我们打扫房间，并从学校食堂替我们买回午餐和晚餐。至于早餐则由我们自己准备。

在课间休息或下班以后的时间里，相当多的教员们聚集在坐落在百树村一所平房里的教员俱乐部。在那里，同事之间除了互相交换新闻以及闲谈之外，还打一种小型的台球，也就是在一张小小的方桌四角有四个小布袋，参加者用球杆推击圆形的小木块，任何能将最多的小圆木块推击到桌角的布袋中去的人，将被看作是胜利者。

在那里，你可以饮茶并且与同事们交换有关业务上或其他方面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抱怨学校的行政管理由一小拨张校长的亲信们垄断。而这群人碰巧是早几年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面对着诸多在不同领域属于第一流的学者们，学校的3位顶级行政管理人员——注册主任、会计和总务主任在同这些人打交道时，不由得感到十分自卑。然而，他们对于过去的老师、现任校长十分忠心，并竭尽所能为学校节省开支。他们在大学教员面前往往被一种自卑的情绪所困扰。唯一能抵消这种不安感觉的是：校长对他们廉洁奉公的深深信任，以及他们工作职位的安全保障。

当我参加南开大学工作时，我只有25岁，看上去十分年轻。我经常被人误以为只是一名学生，尤其是一些来访问的外国客人。学校里的女学生，尽管人数不多，总是把新来的年轻教师，特别是一位既年轻又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选作自己终生伴侣的候选人。因此，在我到任后，刚刚接过一门新课程——经济史的教学任务，给一个有6个人的班级上课不久，一个学生组织——南开商学会，便要求我为他们做一次公共演讲。这个班共有6个学生，其中包括有3位毕业后也加入到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教学行列做调查研究和研究生培训工作的冯华年、李锐以及吴大业。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在一个陌生环境里还在摸索前进之中，我考虑为了节省时间，不必再去到处搜索资料，便决定以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棉花交易为题。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主题，但是当演讲举行时却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听众，特别是女学生们。何廉兄听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议论，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他立即放出风声去，说我在幼年间便已订婚，未婚妻正在上海读书，不久即将举行婚礼。这个消息一经传出，我被解救出来。从那以后我才得安心从事我的教学研究工作。

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这项研究已经由何廉开始做了。还有一位专门关于这一领域工作的调查员协助他。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经过扎实的工作和全神贯注的付出，这份报告在1929年7月4日，我结婚之日以后不久，完成草稿，并作为中国工业系列的第一篇专论文章，由当地一家出版社——直隶印字馆印刷出版。直隶印字馆从那时开始，以后一直为研究所印刷出版了所有的刊物。我自己为文稿的编排和版式亲自打样、校对，并指导将出版后的文章分发到国内、外那些第一流的图书馆去。虽然自1937年之后我一直没有回到天津，也不了解南开经济研究所所有出版物战后剩余卷册的命运。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出版物在美国和英国的许多图书馆都可以找到。我自己并不拥有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发行过的所有我的著作，然而经常会在那些教科书、专论集和期刊中有关研究战前经济方面，特别是工业方面的论述中，遇到相当多涉及这些著作内容的地方^①。

与此同时，何廉与我在1929年为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准备一份用数据记录的文件：那是一篇题为“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的文献。彼时，在着手准备时，几乎找不到任何综合性的数据记录，更不要说可信的数据。只能采用早年由国家工商部收集的极不充足的人口普查资料。不过，这份文件的披露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背景，并且起到了引起与会者兴趣的作用：认为应当同时在现代的和传统的工业方面作进一步更为适合需要的调查。

三

在此，我想应该加上几句话来谈谈我的婚姻。我的未婚妻王静英在结束了她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最后一学期的课程之后，由一位有经验的女仆陪伴沿着我自己北上的路线来到塘沽。我亲自到塘沽码头去迎接她。到达南开以后，开始的几天里，她单独住在我住的那所客房的另一间屋子里。我们的婚礼在1929年7月4 Ft举行。我经常对朋友们讲起下面的笑话：当美国在7月4日从不列颠那里获得独立之时，我却将我的独立葬送在她的手里。

我们的婚礼在行政大楼的学校大礼堂举行，由蒋廷黻兄主持；但婚宴则选在法租界西湖饭店的屋顶花园。就是在这个屋顶花园，8年后的1937年的同一个月份，我在那里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纵火焚烧了南开校园。在这座校园里我曾经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艰难困苦，与何廉兄和其他同仁们，为把南开经济研究所创建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研究生培训基地而劳动着。我最好的经济史学生宋淑贤，同时也是南开经济学会会长的她，同其他一些学生们在目睹了大学校舍在侵略者的烈焰中化为灰烬时，不禁放声哭泣。淑贤后来成为台北浸礼会教堂一位具有雄辩口才与献身精神的助理牧师。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很容易被激而饮酒，特别又是在我的婚宴上。按照中国的传统，在婚宴上人们往往恶作剧将新郎灌醉，以期从新郎口中泄露出他与新娘的罗曼史。那天晚上，我醉得不醒人事，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黄钰生兄的妻子黄梅美德夫人——当时的南开女中校长，帮忙将我送回到我暂时居住的教工客房的新房之中。黄夫人美丽动人，天资聪慧，积极能干，无论对待学校的同仁或学生都是和蔼可亲，善良温婉。她同钰生兄婚姻美满，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儿女。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同清华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至昆明这个当时自由中国的要塞上课(1938～1945)。黄夫人在40年代中期，不幸在昆明逝世。当时在送葬的行列里，几百位学生为她的远行而深深哀悼。

婚后不久，我和妻子便迁入南开教工居住区百树村的一所平房。房子里家具什物一应俱全，一切由学校供应。我们并没有欢度任何形式的蜜月。因为，婚后的次日一大早，我就起床直奔木斋图书馆我的办公室，去敲击打字机的键盘，以便完成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调查报告。我那时对它几乎着迷，为了一所资金短缺而正在挣扎着经受其诞生之苦和艰难成长的研究所，你必须以十倍的努力和日以继夜的工作来促它建成。

四

到那时为止，我们除了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供的2000美元之外，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不过，何廉兄把他的老师埃尔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教授赠给他的500美元用于启动统计方面的工作。此外，还有他自己的藏书4000册。我也在归国之际带回来相等数量的藏书。我们有一位忠诚的助理员陈文明，帮助我们首先将图书按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系统分类，贴上标签，进行编目，最后上架，以备优先在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流通借阅。这就是后来以其拥有大量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学文献资料而闻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之由来过程。就是在这所图书馆里，来自伦敦经济学院那位尊敬的经济史学家R．H．汤尼教授，在1929～1930年的冬天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特别是我自己，为他选材、翻译并将中文资料译成英语的协助下，完成了他关于中国的那篇权威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力》(该书第一版由伦敦的乔治阿兰和恩文(Gearge Allen and Unwin)出版公司发行，第二版印于1936年，第三版印于1964年)。

除图书馆之外，一个统计小组也开始形成。小组构成人员是通过招募一部分大学生做兼职；另外还招募部分高中毕业生，其薪酬则较大学生更低。在所招募参与统计工作的大学生里，后来有三位加入到研究所成为正式工作人员：他们是冯华年、吴大业和李锐。他们都是何廉兄最优秀的学生。其中冯、吴二人帮助他收集、分析资料，以便编辑和发行一份关于《华北批发物价和物价指数》的文献，这一份文献便是在1929年发行的统计系列专论的第一篇。冯华年于1929年毕业后即加入研究所任全职助理研究员，专门负责编辑《天津生活费用指数》。为了达到此目的，开展了一项家庭预算调查。事隔不久，他因肺结核去世。在此之前研究所出版了由他编写的两篇专论文章，即《中国的指数，1932》(中文版)和《天津手工艺工人家庭预算调查，1932》(中文版)。吴大业致力于外汇兑换率与生活费用指数的研究。他以他的名义在统计系列上发表了两篇专论文章，即《关于生活费用指数制法之研究，1932》(中文版)和《外汇兑换率之新指数，1935》(中文版)。吴大业还协助何廉完成了他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及易货贸易中数量与价格指数，1867～1928》的编写工作，该文于1931年出版。

在所有做统计工作的职员中，有两个人在不同的领域表现十分杰出。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以换取接受大学教育——这是一种经验，即：通过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努力奋斗，为自己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而设法闯出一条路来。有很广大一部分人是这样奋斗出来的。正如何廉兄同我，也曾经是这条路上的过来人一般：胡元璋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后来同设在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统计部主任吴大业一道工作，从1949年起一直到目前(1972年)，协助吴大业，并在其领导下，为亚洲及远东各个国家创建了《亚洲经济统计期刊》，该刊物定期发行，并分发到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吴大业在1966年已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退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领导下，任新加坡共和国政府的经济顾问，直到1970年。

另一位是李惠林。他同时也是一位统计员。他曾为我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关于二次大战前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中国之棉纺工业》(英文名“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in China”，二册装，1932年在天津出版)专论文章绘制精美的图解。该书的中文版随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应南京国立编译馆之请而出版。李惠林后来也加入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在其所属的中文部担任翻译。他也是成志会的一位兄弟，目前已接近退休年龄的60岁。

何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组织者，他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小而效率极高的秘书处。由于研究所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国外的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15年的资助(1932～1947)，因此，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使用双语人才。在何廉兄的3位兼职工作的学生中，李锐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并能写得一手好字。他实际上成为我们的中文秘书：研究所所有的文献手稿以及对外通信均要经过他的检验。他的帮助对于我来说尤为不可或缺。由于远渡重洋长达7年之久，当我回来之时，连用中文做演讲都感到一定的困难，更不必说用中文写作。我往往用英文写出手稿，然后由我的助手译成中文，再由我检查核对内容是否正确无误，最后则是由李锐检验定稿。就是这样，使得我才很快地重新学会用中文写作。在30年代早期，一份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大公报》办了一个星期日副刊。研究所的同仁，包括我自己，常常为这份报纸撰写星期日社论：内容涉及具有政策重要性的有关当时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为促使政府改变其政策而将公众意见聚焦，并加以反映。如果我不能重新拾起中文写作能力，要完成以上的任务是难以想象的。

在经济研究所早几年里，由我担当起英文秘书的职责，一直到另外一位成志会的兄弟陈国平教授于30年代早期回国参加研究所工作为止。到抗日战争前夕，英文秘书一职由林同济教授的美国妻子接手担任。林太太也是研究所的一位同仁，并担任政治学教授。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在1931年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通过三个团体的合并而成立的。合并之后依靠财政外援以及对人员的综合利用，将其工作综合，并向多个方向扩展。通过1929年我的加入，解除了何廉兄在指导调查研究工作上的负担，使他有可能集中精力于他的教学任务和为研究项目筹集资金，同时维持同其他研究团体的外部联系方面的工作。

来源：《方显廷回忆录》第五章：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事业与生活（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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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开经济研究所的12篇工业系列专论文章现在可以缩微胶卷或以静电复印术形式之合订本从华盛顿地区之“专业资料查询图书馆协会”的中国中心查到，其地址如下：

ARL Chinese Centre 1527 New Hampshire Avenue

N．W．Washington D．C．20036

U．S．A．

缩微胶卷第1盘包括《天津地毯工业》(M228)、《天津人造丝与棉纺织业》(M229)、《天津针织工业》(M230)和《中国之棉纺工业》(M231)，价格为55美元。第2盘包括《中国之乡村工业》(M232)、《天津谷物贸易与磨坊业》(M233)、《华北乡村织布业与商人雇主制度》(M234)、《华北乡村工业企业之兴衰》(M235)、《中国之工业资本》(M236)、《中国之工业组织》(M237)、《中国之工业化：统计调查》(M238)以及《天津棉花运销概况》(M239)，价格为45美元。(见中国资料专业查询中心1972年10月出版之简讯Newsletter第11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