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棉纺织业》导读

熊性美

一

我不是给方显廷先生代表作《中国之棉纺织业》写导读的最合宜人选。第一，同方显廷先生没有过个人接触，没有当过他的同事、助手或学生；第二，也没有，尽管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所长期工作，系统研读过方氏的著作。但毕竟已在南开经济学系、所留驻了六十年，接触过不少方先生的同事、学友和学生，聆听过不少方氏其人其事，感受到其留下来的（尽管日渐式微）影响，因此，此次承方显廷先生哲嗣方露茜女士、方惟琳先生及方菊龄女士之邀，以一个南开学人的身份勉力应承为《中国之棉纺织业》写一个“导读”，也算是当前条件下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吧。

方显廷博士1928年由美国学成回国，谢绝了孔祥熙提供给他的高薪仕途机会，应何廉之邀，到天津南开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做出了我毕生事业的抉择—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而不是在政府和商业圈子里消磨今生。”在方氏的另一段独白中说得更具体：“在我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七年归来之后，给我一个机会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我能最后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5页，下同）应该说，这种充满豪情的报国理想的中国留学生的自白，在上一世纪抗日战争前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中并不鲜见，但方显廷是在南开大学用他的具体方式去一步一步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和报国理想的。

什么是方显廷实现其人生价值和报国理想的具体方式？乍一看，很一般；应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开授经济文学课程，从事天津地区工业和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但是，如果你深入考察方显廷1928-1938年即抗日战争前短短十年间的工作轨迹就不难发现，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何廉教授合作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和出版工作，包括编制出版南开物价指数，成绩斐然，使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深远影响。

概括说来，由何廉和方显廷共同谋划推动，主要由方显廷具体执行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出版工作，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在当时中国高校和有限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可谓独树一帜，即明确提出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方显廷回忆录》第78页）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从事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要性，把了解实际情况获取并整理统计资料以供经济分析提高到原则高度。方显廷写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愿望是，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与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方显廷回忆录》第79页）第三，充分利用南开经济研究所内外的学术资源，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专长，鼓励他们参加有关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第四，讲求研究成果的效益，为求扩大其社会影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研报告多以中英两种文本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利用各种形式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重点学术论文有计划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投送国际学术刊物及知名图书馆收存，等等。

在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工作所体现的上述特点，在本文集的有关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

对于“五四”以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学术界，陈寅恪教授曾表达了关于“吾国学术界之现状及清华[大学]之职责”的看法，认为以求本国学术独立为大学职责所在。考察全国学术现状……社会科学领域，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状况，非乞灵于外人的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究讨论之资。（转引自吾民：“拿什么拯救经济，我的中国”《南方周末》2009、4、23第30版“自由谈”）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和方显廷诸教授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来看，就是打算脚踏实地对中国经济包括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农业、商业以及物价等做实际调查。这在当时相当荒芜的经济管理学术园地中无异于几株幼苗植株，但为实际经济市场所需要，理所当然地引起普遍关注，而何廉、方显廷等人更以学术调研产品向海外沟通，适应了当时东西方经贸扩展以及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的需要，因而在短时间内扩大了影响。

棉纺织业，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也是中国现代产业中最重要的工厂工业了。解放前，关于中国棉纺织业的专著，包括欧美及日本人士的著述，屈指可数。据我们见到的资料，除了方显廷的几辑相互补充的专题论文与书刊外，主要是冯次行的《中国棉业论》（北新书局、上海、民国十八年）；刘大钧的《中国棉纺织业》，同年在上海以英文出版（King,S.T.& Lieu，D.K.: China’s Cotton industry , a statistical study of ownership of capital, output and lalor conditions, Shanghai ,1929);日本井村熏雄所著《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周培阑译，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十七年）；英人 Jamieson, James William: Report on the cotton mills of China,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905 ；以及常被方氏在专论中引用的Pearse. Arno S. : 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 being the Report of the Journey to Japan and China, Feb-April,1929, Manchester, 1929. 读者只要把这些书刊的内容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以方显廷所著《中国之棉纺织业》一书的内容最为充实，调查最为详尽。

方显廷先生的代表作《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是一部对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工业部门之一，从历史到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作了前瞻性分析的学术著作，也是一份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凸显南开经济研究工作当时的一个特色；宏论巨帙，强调从基础调查研究开始做起。

本书由作者本人作序，虽简明扼要，却首先说明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强调“实地调查”并从天津地区开始；关于中国工业化之论著，时有刊性，固多言之凿凿，但多凭理解，殊缺事实上之根据，南开有鉴于此，乃于民国十八年，着手实地调查。天津为华北主要工商业中心，又为南开之所在地，故为便利计，调查工作，即始于此。

其次，作者着重说明本书研究的范围不仅限于天津而是中国之棉纺织业，原因有二：第一，棉纺织工业分布之区域较为集中，不若手艺工业之随处皆有。天津在华北虽为棉纺织工业比较发达之处，而斯业重心实在上海。是以调查天津之棉纺织工业而忽视上海及其他纺织业中心，则所获结果，难免挂漏。第二，棉纺织工业为目前之最大工厂工业，而论及斯业专书，坊间尚鲜。试观本书后列各种参政资料，即可见其非失之过简，即患过于专门。综此二因，南开决意扩充调查范围及于全国，募集调查结果，成一较为系统的《中国棉纺织业及棉纺织品贸易》报告。

《中国棉纺织业》全书充实包括正文、参考书、附录等部分。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历史及这个产业在本国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二章：中国棉花之生产及贸易。第三章：中国棉纺织之制造与销售。第四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状况。其后续部分为：第五章：中国棉纺织业之组织；第六章：中国之手工棉织业；第七章：中国棉纺织品之进出口贸易；第八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读者从本书的目录即可大略断定这是一部以中国棉纺织业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包括棉纺织品的生产经营运销之分析的学术著作。如果读者翻开本书不难看到，作者编制及采集的统计表格多达120个以及自行编绘的统计图表39个，就能知道这本学术专著实际上也是一份中国棉纺织业的调查分析报告。用作者的辛勤劳动兑现了他自己说过的愿望：“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方显廷回忆录》第79页）

不仅如此，方氏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数字更体现了经济分析的质量。因篇幅所限，我们只能举几个例证。

第一章简述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历史及该产业二十世纪前期的地区分布情况。本章篇幅不大，却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以来该产业的许多工厂逐步集中于江苏省的上海、无锡、通崇海（即南通地区），山东的青岛，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天津等六处，而上海尤为重要，堪称中国棉纺织业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论著提到过中国的棉业聚集在中国沿海城市，但是为什么如此集中于上述六个城市？这是个生产布局问题，却鲜有明确的回答。方氏在这里给出了系统的解释。

作者提出四个主要原因。第一，这六个市都处在中国棉花产地中心，无虞棉纺原料供应的短缺。第二，生产经营享有机械动力即煤和电力供应的便利。第三，是棉纺织原料、设备及产品之运输的通畅。这六处棉业中心，除了通崇海偏处江苏省一隅外，都是当时主要铁路干线必经之地；象上海、武汉、青岛还是重要铁路线的始发达到站。第四，这六个市乃是临近广大地区的市场和金融贸易中心，如江苏、山东、河北、湖北四省仅占全国面积5.5%，而人口却占到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6%，密度甚大。上海、天津、青岛、汉口都是我国开埠较早的通商口岸，六大城市均设有大银行、交易所、保险公司等，专营棉花、纱布贸易的殷实商号亦复不少，人口密度和市场供求的互动影响，促进了中国工厂棉纺织业的地域集中趋势。

概言之，方氏结合中国棉纺织业史的考察，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对工厂棉纺织业的缜密调查及其与市场互动的经济分析，首先回答了棉纺织业集中在六大城市的原因与特点。我认为这是这本学术著作的第一个质量亮点。

再看第三章中国棉纺织品之制造及销售中关于纱厂效率一节。在一般经济学研究中，如何计算及分析有关效率问题，应该说常是一个难点。在本节，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在不发达的生产环境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去选择搜集可利用的调查统计资料，其次，是如何确定计算工厂效率的合理方法，质言之，中国“许多纱厂同时兼营纺织工业，而两部[分]所用的原动力及工人并未划分，故于计算时感有不便也。处此情形下，第一步先依仅营纺纱之厂计算纺锤之效率，（即每一纺锤所需之工人，或原动力之算术平均数）然后将此种纺锤之效率应用于纺织厂，作为计算指定仅为织布所需之工人数及原动力总额之根据。下列诸节，即应用是项方法计算纱厂各方面之效率”。（101页）

作者根据1930年中国纱厂一览表上所列的127个纱厂的纺锤、织机和工人数，利用上述方法，通过细致的计算，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多层次的，华商纱厂和日商纱厂各有特点和经营及效率优势。如果以每锭纺锤的纱产量来衡量，华商纱厂比日商纱厂的产量多，就表明华商纺锤效率高。而从每个工人可控制的纺锤来考量，则日商纱厂工人比华商纱厂工人控制更多，意味着日商每个工人效率更高。可是在一定条件下情况和结论又可发生转变，即日商纱厂工人实际效率较低，“良以一个工人控制的纺锤既多，精力当不易集中也。”

但作者并不以这样的结论为满足。又从中、日纱厂工人占用的动力和生产资料同产量的比率来考察生产效率。经过调查统计及反复核算后比较指出“日商纱厂以其每个工人运用的纺锤及所需原动力均较华商纱厂为多，故日商纱厂中每个工人纱产额亦较华商纱厂为大，前者为11.95包，后者为9.85包。”（104页）

最能反映作者在中国棉纺织业效率的研究方面的成果的，是经过对十二个能体现纱厂效率的技术经济指标，分别选择合乎调查标准的华商及日商纱厂，按照严格的程序计算出各项纱厂效率，集中编列成在华日商纱厂和华商纱厂工作效率之比较表（107页）。这十二个技术经济指标分别为：每个工人之纺锤数，每个工人之织机数，每个工人所需原动力（仟瓦特），每锭纺锤所需原动力，每架织机所需原动力，每名工人每年之纱产额（包），每锭纺锤每年之纱产额，每名工人每年之布产额（疋），每架织机每年之布产额，每名工人每年之消棉量（石），每锭纺锤每年之消棉量，以及每锭纺锤每年之消棉量，如此等等。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相当繁复的调查及统计结果所反映的，不是简单的日商纱厂的某项效率指标优于华商，或者反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华商及日商纱厂分别体现的效率特色。当时的投资者固然可以据以考虑决定经营措施，而本书作者在此却充分反映了其缜密考察、深入分析的特点。

第四章中国棉纺织业的劳工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是全书最为详尽的一章。内容涉及劳工数量籍贯年龄性别，工资与生活情况，劳动条件如劳动时间长短以及女工、童工等工作情况，劳工组织与立法包括劳资纠纷及罢工情况等，还有劳工福利设施、教育与娱乐等方面的若干调查和叙述，可谓面面俱到。有些资料是转引自当时国内外有关机构及学者如杨西孟、陈达的专题调查资料，但能切题嵌入，说明问题，而且是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劳工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后进行如此系统的劳工情况调查，令人感到作者从事独立研究的气质，视角宽广，能兼顾棉纺织产业活动各方面。

但我认为本章最大的质量特点，在于对棉纺织工人工资及生活状况的深入调查分析。

旧中国纱厂对劳工通行的工资制度，一般有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及计时计件混合制三种。各地各厂所采用的工资制极为复杂，互不相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当时主要是调查了天津上海两市主要纱厂的典型工资制度，考察了各工种如粗纱、细纱、浆纱、打包、穿综、织布等同所采用的工资类别的关系，并分析各类工资应用的条件及其利弊得失。例如作者发现，对于技术能力强或勤恳干活的工人，计件工资甚至计时工资在一定条件下均有激励作用，而混合制则往往有欠公允。实践表明，尽管只是在若干典型纱厂从事这种工资制度的比较分析，如不作较长期的深入调研，也不易做出确切的符合实际的判断或结论。

我认为，最可贵的材料是在天津和上海的若干典型棉纺厂和棉织厂，对不同工种的工资制和工资率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成的统计表（表42，43，44）及统计图（图10）。

请看，作者先把天津、上海两地棉业工人的一般工资水平加以比较，然后再分别对棉纺工人及棉织工人的工资水平进一步分析。“第44表显示上海纱厂工人之平均日资率较天津纱厂工人之平均日资率为高，前者为四角九分三厘，后者为四角六分八厘。虽然，此中差额，多系表面现象；实际天津棉纺工人（广义）之平均日资率为四角七分七厘，较上海棉纺工人之四角六分八厘为高。但棉机工人（广义）之平均日资率，天津还不如上海，天津仅四角四分四厘，而上海则为五角八份一厘。天津之棉机工人，正如前节所言，系根据计时计件混合制而领取工资者；所谓工资率仅指时率而论；实言之，此项时率乃为最低工资率，如其工作超出标准额，所得工资自亦增加。故天津之棉机工人，如其工作不能超出标准额，所得工资即依时率而定；但超出标准额后，立即依计件率付其额外工作之工资；是以该表所列关于天津棉机工人之平均日资率，乃其最低之工资率，固不是代表实际情形也。”（151-155页）作者对计件、计时等工资制实际实施的深入分析，令人折服。

作者还利用上海有关社会调查资料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所做的社会调查，对1927-1930年期间上海天津两地棉纺织业工人的家庭收支情况分别编制了每户每月的收入及支出明显分析表（表46甲、乙，表47甲、乙），以及津沪两地棉业工人家庭收支统计比较图（图16），分析指出两地棉业工人家庭财务收支变化的共同规律是：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用于食品、房租和燃料的开支会减少，而用于衣着、杂项如交通、医药、娱乐和人际交往的费用会增加。但进一步分析又发现两地棉业工人家庭开销亦有不同之处，即事物和燃料开支所占比例，天津家庭比上海高，而衣着及杂项开支，特别是人际交往费用，上海家庭明显高于天津。

此外，作者在论述工资与劳工生活程度这一部分内容时，还对上海及天津主要纱厂的工人奖金（赏金）的种类和实行办法，工人当时的借贷行为及其通行方式一一搜集分析，并随即延伸到另外的议题“工作时间”、“童工和女工”加以论列，如此等等。为什么如此？因为这些棉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年龄、性别结构最终都影响到并构成天津和上海纱厂工人的平均每月实际收入（以银元计算表45甲，45乙）。这两个大体上反映了天津和上海纱厂工人每月实际收入的统计表，划分了劳工业务工种，区别了男工和女工，虽然只是典型纱厂的统计，却是当时尽可能 归集获取的材料。今日展读这些史料，可以想见昔日调查分析运作的艰辛。

从当前统计工作及经济分析层次的要求来看，读者也许会觉得昔日棉业工人的写作内容资料安排不够系统，甚至有些零散，如在“工作时间”小节内又讨论华商纱厂工人效率，似与第三章的“纱厂效率”小节内容重叠交杂。实际上作者在“工作时间”项下着重说明、深入论证的仅为一个纱厂的一件事，即天津宝成纱厂是中国棉纺织业率先实行工时改革，从1930年2月起由每日两班制后，工人的效率大约增加三分之一，产额与工资亦都增加如表48所示，而厂方亦获得多方利益，与当时颁布的新工厂法亦能协调。因此，虽在行业内遭到普遍抵制，终能坚持推行，而纱厂工人三班制由此开始，慢慢反复扩大实行到各地棉纺织行业。

又如，在本章最后一小节“储蓄”，篇幅不多，文章简练，却是对中国棉业工人生活贫困写照的甚有说服力的补充材料。文中指出：中国“纱厂为工人设立储蓄机关者，为数极少；……以多数工人其收入仅足过活，遑论储蓄！此外遇急需要时，工人多数借贷支应。”作者根据对上海曹家渡230家棉纺织工人家庭的调查，特别专题整理分析了工人家庭的借贷和整个财务情况，发现不仅包括一般现金债务，赊欠和入会（会钱），还有印子钱、实物典当等若干高利贷形式，于是汇总分别编制成上海纱厂工人家庭之“假收”和“假支”表（表75甲，表75乙）。作者没有具体说明制表的时间年月，从行文内容判断当在1930年前后。我深深感到，简单编制细致整理的上海一小方地区一组家庭群体的专项财务（债务关系）表格，但它反映了中国棉业工人贫困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实际上也是抗日战争前中国产业工人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今日保留下来，弥足珍贵。

第五章中国棉纺织业之组织内容涉及不少重要经营管理问题，如纱厂规模之大小，华商及外商投资的规模特点及相互关系，棉纺织行业资本集合（中）的程度和趋势，以及诸纱厂经营盈亏状况等，但初读时不免感到内容庞杂问题纷繁，技术性强，一时茫然。深入研读，分析统计图表，对本章内容尤其是质量特点才逐渐悟出头绪来。

首先，作者提出分析中国棉纺织业的组织情况，应利用社会上已公布的材料，“即为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每年刊行的中国纱厂一览表，加以统计的分析”。而当资料不足，技术经济指标含义不清或质量不符存在缺陷时，则须讲求统计方法。根据这一方法论原则，作者在计算在中国的纱厂的规模大小时，先确定计算的标准，如按照每厂的工人数、纺锤数、原动力（千瓦）、消棉量（石）、纱产量（包）、织机数、布产额（疋）等，然后再做缜密的统计分析。作者把在中国的华商和日商纱厂分别按三种平均数统计方法即众数、中位数和算术平均数分别加以计算。结果制成七个按不同经济指标衡量的纱厂规模大小统计表（表78-84）。按这三类平均数计算的结果当然互不相同，以算术平均数为最高，中位数居中，以众数为最低。

其次，本章的重点应是分析中国棉业资本的规模和结构，因为它和整个棉纺织业的经营势力、盈亏动态及竞争整合等重要问题息息相关。作者确实也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做了个可能细致的研究，具体说，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统计分析。

一、 全国81家华商纱厂中按资本规模大小及厂址在上海或他处分组。制成“七十四加华商纱厂按每厂投资额之分配1930表。（表86）并指出，就全中国而论，华商纱厂之资本规模，按中位数计算约为14万元，按众数约为28万元。

二、在华日商纱厂共43家，将其有关经济指标加以技术处理换算成可比数值后，亦按资本规模大小及厂址在上海与否分组，制成“日商纱厂按每厂投资额之分配1930表”。（表87）由此可知，全中国43家日商纱厂的投资总额为14.892万元，每厂平均资本额为346万元，但作者的统计方法十分周密细致，亦复指出，日商每厂资本额如按中位数计则为275万元，按众数计最低，为222万元。

三、作者还将中国棉纺织业中华商、日商和英商的投资，分别按工厂数及资本大小分组，编制了“在华各国纱厂按每厂投资数额之分配1930表，（表89）再按平均数的不同计算结果，编成”在华各国纱厂投资额之算术平均中位数平均及众数平均大小1930表，（表90）该表显示，各国在中国纱厂投资的情况尽管千变万化极为复杂，但通过统计分析， 的一般平均数却反映了共同的规律性现象，即从众厂商投资规模来看，算术平均数最高，中位数居中，众数最低，作者还从微观分析角度指出，1930年在中国“投资最大的纱厂是上海日商设立的同兴第一厂，投资额为10.647.974元；投资最小的纱厂，为河南武 华商设立的成兴纱厂，投资额仅为60.000元。

此外，作者在本节为配合众多统计分析表，还绘制了一些统计图，将统计分析与应用技术推进到另一层次，有助于读者对内容的更好领悟与概括。

再次，对于中国棉纺织行业中纱厂集合（中）的趋势，本章设一专节研究，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棉业出现了资本集中的趋势；全国121家纱厂，经集合结合，有61家归合于14个公司，内7家系华商所有，6家系日商所有，1家系英商所有。从投资结构来看，大约全国半数的纱厂，占全国纱厂资本及公积金半数以上，或占机械、劳工、消棉以及纱布产额的半数以上，均遭到资本集合或兼并，见表91（甲）及图26，而在中国日商纱厂之集合程度，更超过华商纱厂。

从本节所提供的简单情况可见，在一次大战后中国棉纺织业得到暂时发展的过程中，各国资本的竞争，集合和兼并情况不可谓不激烈。但是，本文所揭示的资本集合结果与各国主要是日商及华商的资本竞争有何关系？华商即我们通常理解的中国民族资本以及外商的经营竞争和集合又有什么关系和特点？这些丰富的经济内容在本节中均没有丝毫论及，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

最后，本章随后又设（戊）节论纱厂帐目之分析，原以为从中可以窥见华商或外商纱厂财务收支或盈亏内情，这本是与棉业企业投资竞争密切相关的题目，但捧谈之后，感到内容相当空泛，其一，文章用相当篇幅论天津若干纱厂不健全理财之途径，虽系属于企业帐目可以论列之事，竟与本专题核心相去甚远。其二，作者坦承“在调查六家天津纱厂之时，仅得其四家帐目报告，包括民八至民十七之十年。”[即1919～1928年] 这里可以看到本节内容不够丰盈的实质所在，试想在1930年前后的中国商埠要津，作者如能以大学教授或财贸消息灵通人士身份取得中外棉业公司的财务报告或董事会书记录密件，从中摘取纱厂竞争做 ，盈亏兼并之内情来和本书的统计分析相匹配，自显相得益彰；退而求其次，如能得到中外纱厂的财务报告多份，如作者所言“尽力按照现代之会计方法加以整理”，总结出经营管理获利或亏损的若干途径与特点，亦能使本节增色不少，质言之，本文现在仅以天津4家纱厂的财务素材作分析，考虑到当时全国纱厂有百余家，仅中国纱厂即达七八十家，应当说这一财务分析实无多少时代典型意义。

本书最后一章为中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内容共分为（甲）中国棉纺织工业之概况，包括历史及其分布的区域、棉花、劳工状况，制造与销售等四个专题；（乙）中国棉花及棉纺织品之进出口贸易，包括1930年以前中国棉花和棉纺织品进口，来源与到达地；1930以前棉花及棉纺织品出口，输出主要口岸，输出目的地及国外地区，然后是1930年以后棉花的进口贸易及出口贸易，以及棉纺品及棉织品的出口贸易，如此等等。乍一看，作者不是在压缩重复本书第一章至第七章的内容吗？但随着浏览（甲）（乙）这两部分内容就会发现，作者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组织上述旧的内容。作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为求得中国棉纺织业在未来世界上的立足和发展，中国过去的棉纺织业有哪些有利条件和比较优势，又有哪些不利的因素？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的考虑和视野，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将来。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丙）中国棉纺织工业之前途中，作者简明扼要地分析了两个问题，中国棉纺织业之世界地位，以及中国棉纺织发展之阻力。

作者指出，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以来，中国之棉纺织业发展极为迅速。1913～1931年期间中国棉纺织业之增长率，居于世界各国前列。从中国棉纺织业的制造、销售和纺织产品的贸易条件来看，发展前途的可能性正大。

作者进一步指出，从1925年以来中国棉纺织业的增长率已在逐渐下降，一部分可归因于外国棉纺织品进口的激烈竞争，但还有更深远的原因，除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之混乱状态，在经济方面阻碍华商纱厂发展的三个根本原因为资本缺乏，企业管理的落后和腐败，以及劳工效率之低微。作者据此最后指出：“若不谋彻底之改良，徒借外界造成之势力和缓一时，究非适当之途径也。愿与国人，共起图之。”这是一个中国学者的心声。

作者的上述论断，是基于事实根据与科学分析的结论与一般建议。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中国局势陡变，棉纺织行业的状况与前途亦随之明日黄花。但方显廷之《中国棉纺织业》一书及其最后一章的结论留存下来，成为学术上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棉纺织业》一书的内容特点。资料搜集丰富得宜，调查研究深入细致，统计分析充分并有特色。如第五章47页篇幅中竟有统计表格和图示36个，足见利用专业统计技术达到极致。少数章节不足之处在于质量的不平衡或明显反差，其原因是作者无法得到专题内容所需要的合宜的充分的资料。然而瑕不掩瑜，就整体而论它是一本论述中国棉纺织业历史并深入考察分析其工厂工业发展的学术专著，弥足珍贵。

（资料来源：方显廷著，《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