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五四”运动以降三十年的研究，近来始有成果问世。胡寄窗先生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的第三部分：“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的经济科学的发展”，即为对这一时期进行概论的尝试。笔者认为：就与现实的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有着直接联系而言，这一历史时期亦应当引起经济思想史学界更多的关注。无疑，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待深入。本文仅拟对全国解放三十余年来国内外毁誉不一的旧中国经济学界一个颇具特色的流派——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集团的研究方向、科研活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及其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关心这一领域研究的同行们的兴趣和讨论，使认识得以深入。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中冲破封建束缚而出现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新变化，西方的各种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更为系统和广泛的传播。到了二十年代，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开始试图应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希冀在对国情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如何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提出有效的对策。南开经济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兼作经济问题调查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旧中国最早建立的专业经济研究组织，也是高等院校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又成批连续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唯一机构。1927年9月由当时在南开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的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提议，得到校长张伯苓的支持，创办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这就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何廉作为创办人，兼任委员会主任。办所得宗旨据后来何廉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说，是要“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问题的实况。”[①]1929年初，何廉邀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廷来南开大学任经济史教授，兼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主持研究工作。此后，在他们二人的组织和指导下，一批富有才华并有志于经济研究的年轻人，在实际的科学研究实践和教学工作中，迅速成长为知名的经济学家；逐步形成了以何廉、方显廷为核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集团。这个学者集团在1927-1948年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虽然人数不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多时有三十余人，少时只十余人）；经费短缺（除抗战前几年较为充裕外）；国内政局动乱（仅建所后的第一个十年有较为安定的研究工作环境）等诸多困难条件下，兼顾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共计出版专门著作七十余种，其中属于统计方面的8种，工业经济方面的16种，农业经济方面的11种，地方财政方面的9种，经济史方面的9种，政治与社会研究方面的7种，教科书与综合研究12种。此外研究所还定期出版《经济周刊》、《政治经济学报》、《南开指数年刊》、《南开社会经济季刊》（英文版）等四种专业学术刊物。在这些刊物上除发表了大量第一手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外，还刊登了本所研究人员写作的学术论文数百篇。从1935年起的十余年中，南开经济研究所以招收研究生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共60余人）水平较高的专业人才。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成果仍未国内外学术界所称道，并反复地加以引用。其所培养的研究生，多数在国内外著名学府、研究机关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有一些人我国政府的各种经济部门以及联合国有些经济组织中任职。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中作出成绩，为培养青年一代和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作出贡献。因此有必要根据周恩来总理1959年生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经济研究所）时所指示的，对旧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办所经验要批判地予以继承。在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既要认清它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在学术观点，办所方向等方面的局限性，更要从现今和发展的观点出发，寻求那些可资借鉴的有益的东西。还应当从其对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贡献的角度，考察其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作为后学，对旧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实际状况，笔者既没有亲身的经历，也没有掌握完备的资料。只是得益于前辈的指点和鼓励，查阅了研究所学者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从如何搞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改革的客观需要出发，不揣浅陋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就正于师长和同志们。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成果和学术观点

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二十余年间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2．中国工业化程度和影响的研究；3．中国农村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4．战时和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现将其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和基本观点介绍如下：

1．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首先开展的研究项目就是天津市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从1928年春开始，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收集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全部海关贸易册，[②]据此编制了《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两指数物价指数及物无交易指数（1867-1927）》，于1931年出版。该书很快就受到国内外著名统计学者的交口赞誉。

何廉认为物价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综合性的具体反映，要了解经济活动，必须掌握物价的变动。因此在编制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同时，南开经济研究所还着手收集天津批发和零售物价资料，进行现实的物价调查，编制了从1913年开始的以为天津为代表的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同时对天津的132家手艺工人生活费支出进行调查，编制了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指数共有五种，即（1）中国进出口物价和物量指数；（2）华北批发物价指数（以天津为代表）；（3）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4）天津外汇指数；（5）上海外汇指数。何廉、吴大业、丰年华等人并就指数的编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抗日战争爆发，经济研究所南迁后曾编制重庆批发物价指数，重庆市工教人员、商人地主与工人生活费指数。抗战胜利，研究所复员回天津后、又曾继续调查和编制天津物价和工人生活费指数，直到解放初期。调查结果分别刊登在《大公报》副刊——《经济研究周刊》、《南开统计周刊》、《南开指数年刊》、天津《进步日报》等报刊上。并以单行本出版了《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

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各种指数，与当时官方公布的指数比较，由于更为客观地反应了当时物价的实际变动，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相当高的信誉，“提到统计，人们总会联想到南开大学所编制的物价指数。”[③]近三十余年来仍未国内外学者和经济部门实际工作者用来作为计算研究的依据。

2．中国工业化程度与影响的研究

何廉认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正处在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因此，南开经济研究所一成立，便以天津及其周围地区为研究对象，开展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问题的探讨。对天津市的主要工业部门如：地毯工业、织布工业、针织工业、制鞋业、粮食及磨坊业等进行调查，并派员深入附近农村，如河北省的宝坻、高阳等县调查乡村工业的发展，除刊行了书中调查报告外，还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方显廷）、《中国之乡村工业》（方显廷）等著作，对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作出估计，总结出它的点整合阻碍其发展的诸种障碍，并提出今后所需采取的措施和应走的道路。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他们认为“今日之中国工业，仍濡滞于半现代化之境，大规模工业为数虽极有限，但无往而不遭剧烈竞争之打击，”“小规模工业在今日之中国，殊与工业革命初期之西欧各国情形相似。其微有不同者，即中国工业化为时较晚，故所处之环境稍异，而其工业化之途径，固亦难免异趣也。”“中国工业化显著之特征，固属多端，但以重人力而轻机械之利用为尤著。”[④]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乡村工业有优越于城市工业之处，本应成为农业国——工业前期中国的特色。欧美等国的工业化经过了初期的乡村工业之后转向城市大工业，而到了三十年代由于需要开拓市场而又转向乡村工业的发展的趋势，因此中国应努力与乡村工业之发展。至于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原因，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认为：“其始终拘泥于终古不编制家族制度，此足使力能造成世界新工业地位之死人企业为之濡滞不前。盖徒知崇法先贤之顽固思想，而不愿人类进化之自然法则；奖进财产之集团消耗，而不事私人资本之积储。遂至新式工业无由发荣滋长。其次，中国之农业经济，原不利于新工业之发展。”[⑤]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政府，自身即不能积极图强，俾有利于工业之长足发展，近百年来，复因政权衰落，而引起工业先进国家之统治热，致所有工业化可走之途径，悉遭杜绝。中国之工业，非惟不能享受保护关税之益，且须与本国领土内之外籍同业相竞争。”[⑥]同时还遭受到重重捐税的剥削，对于今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则认为：“中国工业化之未来，系于乡村工业之复兴者至钜，是项复兴工作，基于下列两大要点，即一面以科学的研究及教育方法谋技术上之改进；一面须速谋以合作的组织方式，以代替资本组织是也。”[⑦]此外还应解决土地问题使农业生产现代化。并提出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侧重发展轻工业，以实现制造品自给。[⑧]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业调查，特别是关于资金、技术、组织管理的分析研究，对当时的工商和金融业界影响很大，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因此其研究工作从资金等方面得到了天津银行家和工商业者的赞助和支持。

3．中国农村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

在进行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的研究工作的同时，南开经济研究所还对中国农村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如前所述，当时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不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落后，所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中国的农业落后是由于农民贫困、愚昧、落后，生产率低下所致。只有在各方面大力推行合作制度，才能振兴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所1935年首批培养的研究生中即以乡村合作、地方行政、土地问题、地方财政等专业为主，并且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和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先后在山东济宁和贵州定番（今惠水）设立实验县，实际参加当时的农村经济改造，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农村合作调查，在《经济研究周刊》上发表了《中国之合作运动》（方显廷），《中国之农业合作》（吴华报）、《中国棉花运销合作的组织问题》（叶谦吉）、《涉及农村合作社会计制度？议》（曹康伯）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梁思达、黄肇兴、李文伯）等书。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主要之点可以概括为：第一，由政府和社会团体及私人教育机关宣传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以改变其愚昧的面貌；第二，由政法发行农贷，组织信用合作社以解决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的资金问题；第三，组织生产和购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并对各种合作社从行政到金融等各种管理的环节以及政府如何指导工作都有具体的意见，描绘了一幅发展农村经济的蓝图，并试图通过实验县取得经验然后加以推广。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府腐败，以及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等原因，这些设想是无法实现的。试图在维护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采取苏俄的农业集体化的方法，通过政府的指导干预来改造农村以至中国的整个经济。这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兼而有之的改良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半殖民地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与农村经济建设问题相配合实行综合治理和改造，经济研究所还组织人员对河北、山东两省改革的若干县区的赋税（以田赋为主）征收制度及其存在的弊病进行了调查，提出了一些改革赋税制度和地方财政的建议。进而通过对一些实验县县政的全面总结，提出从整体上改革农村税制的计划。

此外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的研究还有：（1）东北移民区域农业经济调查；（2）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3）河北、山东两省棉花产区的产销调查；（4）河北省静海县典当业的调查；（5）四川省稻米产销调查等。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所还曾就大后方的农业金融，战时粮食政策和粮食运输、川北米麦德生产成本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4．战时和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经济研究所南迁，1938年先迁到昆明，1939年迁至重庆。在此期间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对战时经济的研究，尤其是对如何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提出对策。研究成果集中于先后编辑出版的《中国战时经济研究》（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和《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两本论文集以及吴大业著《物价继涨下的经济学》（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些论著中围绕在战时物资供应维艰之情形下，利率上升是否将加重工业成本而有碍于生产增加？利率上升后对囤积之打击如何？利率上升物价平稳后，对于财政支出方面压迫减轻之效力又如何？而于各种利害轻重慎加权衡之后，吾人究竟应否使利率升高？并以何法弥补其流弊？等问题搜集工资、家庭收支、批发物价、零售物价、生产数量、外汇率、黄金价格等方面变动的资料，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战时中国经济中最突出的物价和生产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研究所的学者认为“关于物价与生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某一个特殊部门之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的问题，举凡成本、利率、通货数量、所得、消费者的开销、储蓄、投资、以及资源之分配等，均须通盘地放在一起来看，检视其相互影响，分析各种影响之结果，才能下一结论：是如何与应如何办？”[⑨]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中要找到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所在以控制整个经济，而利率即为把握经济的枢纽。“因为利率上涨以后，可以收缩通货，使社会一般所得减少，消费者减少开销，储蓄增加，投资减少，物价将因而下落；同时生产者要重新规划其生产，生产一经调整，社会资源必须重新分配，生产效率必将增进，产量增加，成本则减少。”[⑩]从而使物价上涨得到控制，使社会生产正常发展。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们提出的这些看法，因为正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引起政府有关经济部门和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但由于那时中国的山花经济机制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那样的高度，又处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仅靠调整利率是不能完全控制生产的，也无法从根本上克服通货恶性膨胀问题。

在抗日战争后期，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还曾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预测性的研究，写出了《战后中国工业化》等著作，但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这些设想自然无法实现。

此外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结合自己所担负的教学任务和专业方向，对中国经济史、经济地理、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并根据历年来教学积累的讲义编写了多种大学经济系用教科书。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研究方向和方法方面的特色与贡献

以何廉、方显廷为代表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是一批富于进取精神的学者，他们在研究方向和所运用的方法方面勇于开拓进取，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1．注重运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从前述科学研究活动可以看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在研究方向上，集注于当时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分析并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和改造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很少泛论或单纯介绍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或部门经济的原理，绝大多数的著作和论文，都是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探讨中国某一方面的经济问题，并以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对策。作为旧中国高等学校中的一个研究机构是很有特色的，因此在当时就为国内外经济学界瞩目。

南开经济研究所建立和开展工作的二、三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财经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无论是在一般经济学原理，还是在部门经济学方面，主要的工作是讲授、翻译与撰述西方的经济理论，那个学校的教师讲授的内容新，而且系统完整，乃至在个别论点上有所挥，即被视为处于领先地位。今天看来，对于这一工作在引进西方思想和培养人才方面的历史作用，仍需予以恰当的肯定，但这种从理论到理论，脱离实际的经院式教学和研究方法毕竟是不足取的。何廉和方显廷都出身于美国耶鲁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也都曾就读于欧美的高等学府，但他们回国后并不满足于单纯传授所学理论，认为要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把所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经济现象的调查分析，他们在《经济研究周刊》的发刊辞中说：“非仅名暸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与制度，即为己尽能事。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11]何廉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强调经济研究所的实用价值和在改造中国经济方面的“功用”，并始终不渝地将这种方针贯彻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由于经费来源困难，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难于开展情况下，他亦要设法让研究生参加中央设计局和资源委员会的实际工作，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内容，力图使研究的成果对政策的抉择有参考和咨询的作用。这些做法较之当时其他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应当说有前进一步之胜。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少数当权派主要是忙于剿共和内部的互相倾轧，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也利用一些专家和学者制定各种方案，但以装潢门面的成份居多，并不准备认真的实施，特别是农村的改造更是如此。因此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们希图在不对政治社会制度作根本变革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办法，使中国城乡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其在农村所进行的实验成效甚微，最后被迫中止，就证明了这一点。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一个既从事科学研究又从事研究生和大学本科教学以身兼二任的机构。不仅其研究工作注重于联系中国的实际，在教学工作中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何廉、方显廷等人认为改变中国经济现状的当务之急是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因此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都力图从当时社会经济改造的实际需要出发，另一方面则致力于以调查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讲课的内容使教材中国化。财政学是当时经济研究所的主要课程之一，由何廉、李锐合编《财政学》讲义（1935年2月国立编译馆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在阐述基本原理时除运用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财政资料外，还收集了当时我国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分配的大量资料，然后通过中外对照加以分析。为高等院校的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畅销的教材之一。仅1935年一年即两次再版，以后的十二年中共再版九次。此外刘朗泉编的《中国商事法》（上下册，1932年商务版）一书，亦具有同样的特点。

2．应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率先对中国经济作计量的分析

 何廉教授认为，对我国经济进行研究，首先要取得关于我国经济的实际知识，而取得实际知识就需要从收集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入手。他在《编制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说明书》中说：“‘生活艰难’，为我国近年来流行语之一。然试执人而叩之曰，国人生活艰难以至如何程度：则多瞠目而不能答。夫欲知生活费之变迁，必须赖有生活费之指数。”[12]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指数采用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适用的先进的统计学方法。如批发物价指数分两种。一种按商品的用途分为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燃料品和杂项等；另一种是按商品的加工程度分为原料品和制造品。在这两大类上又进一步把原料品划分为：农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制造品进一步划分为：生产品和消费品。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现代物质生产部门的划分和相互间的关系。在这些大的类别下对100多种商品（1913年为70种到1947年增加到127种）进行统计。先采用简单的几何平局法计算出周指数，再平均计算出月指数和年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分为食物、服用品、燃料及水、房租、杂项等5类50项，采用加权综合平均法计算编制。

南开指数的编制为对中国经济问题作计量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数据。此外，在研究所进行的其他各种研究项目中，也几乎无例外地以第一手的调查资料为依据，然后加以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引出作者的判断。

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直到北洋政府时期，历届中央政府虽然也曾记录和公布过一些统计数字，但主要是靠地方各级官吏的申报，不实和错误之处甚多。运用近代经济学的方法和数学方法通过实地的调查作统计的分析只是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才开始起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其对旧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和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泯灭的。

在我国的封建时代，对事物的描述往往缺乏精确的度量观念。例如，言一物的价值高，则云“价值连城”，言一物的价值低，则云“弃如敝履”。这种表达方式如果作为一种文学的描写堪称生动形象，但作为科学的术语，则过于模糊，难于度量。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关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性质和农村经济性质问题论战中的学多文章，不管今天看来其观点是错误的，还是近似正确的，几乎都是在没有实地调查掌握充分资料基础上，运用各种经济理论，从印象出发做出质的判断，即便是那些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理论根据的人亦然，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因此不能算作科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的工作是脚踏实地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北美、西欧的经济学研究早已计量化，苏联、东欧经济的计量研究也已积累了远较我国丰富的数据和经验，可惜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发韧的这一有价值的工作，近三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并未能有分析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在不断引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加以改进。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经济研究集注于在概念和定义上绕圈子争论不休，从而使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直到近几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才重新开始注重数量的统计分析，从而使经济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王玉茹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年第1期） 

[①] 何廉：《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一九二六-一九三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

[②] 南开经济研究所因而成为国内仅有的完整收藏全部关册的三个单位之一。

[③]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468页。

[④] 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载《中国经济研究》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何廉：《我国今日之经济地位》，载1935年1月16日《大公报》《经济周刊》第97期。

[⑨] 陈余年：《利率物价与成本》载《战时物价与生产》

[⑩] 同上

[11] 《经济研究周刊》第一期，载1930年3月3日《大公报》

[12] 载1930年6月29日《大公报》副刊《经济研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