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百姓中，南开大学几乎无人不知；在中国学术界，南开经济研究所几乎无人不晓。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创建、发展离不开众多莘莘学子的艰苦努力，其中就包括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方显廷的辛勤付出。

方显廷，1903年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珠宝手艺人家。1906年家里发生一场火灾，险些夺去他的幼小性命。1910年，由于父亲的去世，方显廷不得不步入社会，做起了学徒工。1917年，方显廷在上海厚生纱厂当学徒，受到厂长穆藕初的赏识，获得资助到南洋模范高中读书。1921年，方显廷又在穆藕初的资助下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1922年初，他转至纽约大学深造。在美国，他用三年的时间修完预科及商学院经济系全部课程。1923年至1924年间，穆藕初因为投资损失巨大，不得不中止对方显廷的资助。方显廷咬紧牙关，半工半读，在1924年终于获得经济学学士。后来，他进入著名学府——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4年后，得到学位。

1928年，刚刚回到祖国，正踌躇满志的方显廷，在上海每月收入高达600银元。可是，方显廷在见到何廉教授之后，做出了重要抉择——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而不是在政府和商业圈子里消磨今生。何廉态度诚恳地邀请他到南开大学来培养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者。方显廷毅然舍弃了丰厚的收入，北上天津。他在辞职书里写道:“作为去国七载刚刚归来的游子，请给我机会首先通过教学和研究，来了解故乡的现状，以便日后能对我的国家做些更为有益工作”。

1929年，他出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他与何廉教授配合默契，不管教学还是科研，相得益彰。1931年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更名为经济研究所。在方显廷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该所很快就闻名遐迩，成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并为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来到南开大学之后不久，方显廷便开始着手进行天津工业的调查与研究。他甚至因此放弃了新婚假期。婚后次日一大早，他便直奔办公室，赶写天津地毯工业的调查报告。此外，他还放下“洋博士”的架子，亲自走进工厂、作坊，向从业者，特别是工人展开调查访问，了解各自发展演变的历史，生产过程，设备与技术情况，厂房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生产组织管理，各项规章制度等，获得了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然后，他对这些资料进行集中整理，认真分析研究，撰写出《天津地毯工业》。

从1929年到1937年，方显廷足迹遍及津冀鲁等地的众多工厂、作坊，涉及地毯业、棉纺织业、棉花运销业、制鞋业、粮食及磨坊业等。值得称道的是，方显廷根据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和已有的文献资料，对照英国19世纪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近代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认真的分析、研究，推出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1929年的《天津地毯工业》、1931年的《天津针织工业》、1933年的《中国之乡村工业》、1934年的《中国之粮食业绩磨坊业》等。许多国际闻名的图书馆都比较全面地收藏了方显廷的研究论著。同时，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变化最直接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方显廷的成果也为经济学界日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思想史，留下了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此外，方显廷还负责主编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各种中英文版期刊，如《南开统计周刊》、《南开社会经济季刊》、《政治经济学报》等。1933年，《大公报》开辟《经济》周刊专栏，每星期一出版，主要发表方显廷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方显廷于1934年3月30日所做的题为“中国合作运动之鸟瞰”的演讲，重点阐述了合作运动的意义，不久便在《经济》周刊上发表。1936年以后，他在《大公报》以及《星期论文》专栏上先后发表了《华北经济之重要及其前途》、《政治统一与工业化》、《十年来之中国建设》、《人口过剩与工业化》、《中日“提携”之途径》等文章，参加《大公报》举办的经济社评委员会。1937年，他辗转到了长沙，安排南开大学南迁各项事宜，任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课程委员会委员。后来，方显廷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安排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内。1938年，他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年在《大公报》专刊《经济》周刊上面发表的文章编辑成《中国经济研究》，分上下两册出版。

初来南开大学时，方显廷主要是为经济系的本科生上课。在讲授近代欧洲经济史的课程时，他向学生们详尽讲解了西方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等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变化，并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阐发中国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这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中，无疑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年轻的学子们被方显廷博学而又精彩的讲授吸引了，陶醉了，就像是被引入一座全新的知识殿堂。在学生中，吴大业、陈振汉、冯华年、李锐等人后来都成为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方显廷还埋头编写教材、讲义。初来南开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一般都是采用欧美的英文原著作为给学生们上课用的教材或者参考书。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力所能及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方显廷不辞辛劳，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和讲义。他先后完成了欧洲经济史、经济地理、土地制度、农业合作，工业及劳工问题等多门课程的讲义。

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成为高等学校中唯一可以成批招收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生的学校。研究生培养，主要通过所从事的华北乡村建设的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培养土地制度与改革、农业合作、地方政府与财政管理的高级人才。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转移到经济理论、经济史、金融与货币等方面。从1935年至1946年，除了1937年和1946年因为战乱和学校复员北返两度暂停招生以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先后在天津、昆明、重庆三地共招收了11届研究生，培养和造就出一批高级专业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于青年学生，方显廷总是关怀和爱护，谆谆善诱。不论哪位学生遇到困难，他都会毫不吝惜地解囊相助。1937年，为感念恩师提掖资助、奖励青年，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之义举，他与罗家伦、周炳琳等十名受过穆藕初资助出国深造的学子们商量，决定共同出资建立“穆藕初奖学金”，以奖励大学读书青年，作为穆藕初培植学子之永久纪念。

除了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岗位上尽职敬业之外，方显廷还为南开大学的图书馆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方显廷先生一生嗜书如命，凡见所需书刊资料，便爱不释手”。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后，他把自己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在耶鲁大学买下的4000册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校园惨遭日本侵略者炮火的轰炸和疯狂蹂躏，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收藏的部分图书在方显廷的周密安排下才免于一难，至今仍为浇灌中外学者和学生心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南开大学西徙重庆避难期间，凯恩斯经济学说正在国外盛传。但是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国外图书资料进口十分困难，致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国际上经济领域学术研究有所脱节，有关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研究资料尤其缺乏。对此，方显廷心急如焚，焦虑不安。1941年夏天，他得到赴美国休假三年的机会。方显廷到达美国的第一件事，便是大量购买最新图书资料，同时还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赠的图书。他满怀欣喜地将这些无价之宝运往国内，运往学校。这其中就包括了凯恩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经典名著。这部分图书至今仍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珍贵收藏，在国内其他大学并不多见。

1946年，方显廷担任设在上海的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同年，胡政之在上海建立《大公报》总管理处，他任调查研究室经济组主任。1947年，方显廷又参与恢复刊行《经济》周刊，续出60期，至1948年12月因《大公报》篇幅缩小而停刊。1947年，他受聘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担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兼任《大公报》经济组主任。1968年，退休后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1971年，以荣誉教授的身份从该校退休。1985年3月20日，方显廷因病于日内瓦寓所逝世。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10年1月21日B3版  作者：侯杰 习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