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建的一所私立大学，成立于1919年。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这所当时的私立大学因其财政上的独立及张伯苓独特的个人魅力与领导才华，吸引了大批学有所长的有识之士，耶鲁大学经济系博士、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的方显廷就是其中的一位。

方显廷后来回忆起这所学校时曾说，当时，“学校里的每一位教学人员都确信能够保障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不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得不卷入到政治旋涡中去。对于教职员工的任命标准，取决于才能和价值，而不取决于其政治背景”。

学校的这种特色为这所大学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与持续，吸引了1929年方显廷与南开大学的结缘。其实，早在方显廷在美国求学时，这份缘分就已经萌芽。为这份缘分牵线的“红娘”则是之后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所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之齐称“中国四大经济学家”的何廉。

说起方显廷与何廉的交往，不得不提起当时的一个留美学生爱国社团——成志会。这个社团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具有共同志向的个人，有领导能力、有智慧、有才干以及有正确志向的个人，组成兄弟会，以服务我们的国家，并竭尽所能地为它工作”。成志会的成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一股巨大而不可估量的力量”（《成志会简史》），教育家张伯苓、经济学家何廉、历史学家蒋廷黻、心理学教授凌冰、政治哲学教授萧公权、张纯明等，都是其成员。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攻读经济学时就已与何廉相识，其时，何廉正在耶鲁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在何廉的介绍下，方显廷于1924年加入成志会。当时，资助方显廷赴美留学的穆藕初因投资受损，不能再继续为他提供学习费用，方显廷正四处找工作贴补日常开支。得知方显廷的经济困境后，何廉帮助其搞到一份奖学金、一项助学贷款和一份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的工作机会，以便其进入耶鲁大学经济系。同时，何廉还帮助方显廷选择研究生课程的专门领域。

据方显廷回忆，何廉那时就已沉浸在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模式、在中国创建一所经济研究所的梦想之中，并已经在设想，计划在方显廷完成学业之后让其“参加由张伯苓创办的中国第一流的私立大学任教并做研究工作”。

然而，半路却杀出了“程咬金”。1928年12月，学成归国的方显廷回到上海，受到以其恩师穆藕初为首的实业人士的热烈欢迎。有多份收入不菲、前景可观的工作机会等待着他，其中之一就是穆藕初推荐的、工业部长孔祥熙任命的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的职位。

此时，比方显廷先行毕业并已在南开大学服务的何廉赶到上海，在方显廷的宿舍里同其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个晚上，劝其放弃国家经济访问局的职务，同他一道回天津，参加到南开大学的队伍中来。

一边是曾经生活过的上海，一边是陌生的天津；一边是收入不菲、前景可观的政府和商业圈子，一边是相当于前者三分之一薪水的教育行业。最终，方显廷做出了“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而不是在政府和商业圈子消磨今生”的毕生事业抉择，这也开启了他一生的教学、研究的学术生涯。

第二天，方显廷就向孔祥熙提出辞职，并最终得到同是成志会成员的孔祥熙的理解。随即，方显廷加入到了南开大学的教学研究队伍中来。之后，在这片土地上，方显廷开创了事业，组建了家庭，与南开结下了剪不断的情缘。

1929年1月上旬，25岁的方显廷来到南开大学，受到极大欢迎，他的讲座吸引了很多女学生，因为学校里不少女生把年轻又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当作自己终生伴侣的候选人。观此情形，为使方显廷的工作不受干扰，何廉特意放出风去，说方显廷已订婚，未婚妻正在上海读书，不久即将举行婚礼。这才将方显廷从中解救出来。

1929年7月，方显廷的未婚妻王静英在上海务本中学结束最后一学期的课程后，赶赴南开与之完婚。他们的婚礼是在南开大学行政大楼的校礼堂举行的，主持人是其同事、成志会成员、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此后，四个孩子相继在这里出生。南开教工居住区百树村的一所平房也成了他们最初的家园。那时，在这个家庭里时常见到的画面是：孩子们在起居室玩耍，方显廷在旁边备课或阅读；在寒冷的冬夜，方显廷夫妇几次起床去查看孩子们的被子是否盖好。多年之后的1999年，方显廷的儿子方惟琳，去国48年后归来，还和姐姐方露茜赴南开寻访儿时的家园。

这里珍藏着这个小家庭的温馨，更是方显廷事业的起点。正如初恋让一个人难以忘怀一样，事业开始的地方也总让人无限感怀。晚年旅居国外的方显廷在回忆这段日子时曾说“那是忙碌而又令人激动的岁月”，是“为事业奋斗的岁月”，是“我毕生事业最出成绩的岁月”。

据当时的《大公报》报道，方显廷甚至放弃新婚假日，在新婚之日的第二天清晨，仍“像往日一样往学校木斋图书馆，继续撰写他尚未完成的调查报告”，《南开逸事》中有人写文章称其为“一架不休止的机器”。其女方露茜也曾回忆起方显廷深夜在家中伏案工作的情景。

当初，方显廷是带着四千册经济学方面的图书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这是他利用在美国勤工俭学所得购得的。1941-1943年间，方显廷也曾利用在美国休假及工作之便运来过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这些图书充实了后来以拥有大量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学文献资料而闻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方显廷到南开大学后，先是教授“欧洲经济学史”课程，并着手工业调查。1931年，方显廷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进行经济研究和培育研究人才的学术机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这是他“事业得到满足的源泉”。

何廉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方显廷时，称方显廷是其在南开工作时“最亲密的益友良师”，并认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很多应归功于他的博学的贡献”。

以方显廷和何廉为代表的南开研究所成员将国外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经济学“中国化”；注重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文献，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人才，编写了一系列经济学教科书，为这门学科的构建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然而，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南开大学校园被日军焚毁，方显廷不得不离开他连续工作了九年的这片热土，自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之后的十一年，在南开大学的委派下，方显廷在战乱中于贵阳、重庆、上海等地颠簸，继续开展研究经济与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然而，随着1948年转入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远赴曼谷，方显廷结束了与南开的工作关系，自此飘零海外，于1985年在日内瓦逝世。

当时，在物价飞涨的上海，方显廷接受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职务是迫于自己八口之家的生计。对此，何廉曾表示希望他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联系是短暂的，期望他最终“回到中国经济研究所或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南开大学被政府接管，何廉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方显廷再没能投入到与为之服务二十年的南开大学的怀抱。

虽曰不在，却似乎不曾离开。之后，无论是在远东经济委员会做调查，还是到南洋大学任教，方显廷都视其为在南开未竟事业的继续。

1993年10月14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办了为纪念何廉、方显廷、陈序经90诞辰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创办62周年的大会，并邀请方显廷的女儿方露茜在会上发言。

后来《方显廷文集》准备出版时，他在南开时的学生、同事陈振汉以94岁高龄、卧病在床时还特意嘱咐厉以宁代其执笔写序，表达对方显廷的崇敬。南开经济研究所出身的杨敬年在97岁高龄时也曾写文章缅怀他的这位老师。

如今，“方显廷”这个名字对很多南开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在与他相处过的师友心目中，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建史中，在厚厚的经济学文献里，在南开图书馆方显廷捐赠的图书中，方显廷一直都在。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