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显廷乡村工业化思想浅析（二稿）

熊性美、关永强

在第二卷序言中，我们曾经对方显廷先生的乡村工业化研究进行过简要介绍；而第三和第四卷集中选取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多篇重要论著，因此，我们这里再作几点补充说明，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在近现代中国，关注和研究乡村工业的学者很多，而方显廷与其他学者的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从救济农村出发而关注乡村工业，而且还以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途径这一角度来强调乡村工业的意义。

早在1928年研究英格兰工业化进程的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就曾经提出用“商人雇主制”取代学界原来使用的“家庭生产制”来描述英国乡村工业，并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他在1930年代对中国乡村工业组织制度的深入研究，就体现了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化；而后来在1970年代曾盛行于西方经济史学界的原工业化理论[1]可能与此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作为一位深受历史（制度）学派影响的经济学家，方显廷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社会、文化背景都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的工业化过程，而应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出发，寻求一条更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对近代中国的要素条件、制度环境和市场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地考察，认为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巨额资本和熟练劳动者，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传统社会文化也不利于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乡村工业的发展却并不依赖于这些要素条件，也更加适应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所掌控，而以小农为主体、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内地地方性市场（特别是基层市场），却由于交通闭塞、运费高昂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不易被机制工业品占领，也正适合乡村工业去争取。

方显廷还结合欧洲与美国的工业发展史，指出工业化并不一定必须经历大工厂的集中化阶段才能实现，而机器大工业的过度发展会给传统社会带来很多危害，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就已经出现很多有关工业分散化的主张，因此中国无须再走欧美工业那种先集中于城市、再分散到乡村的路径，而可以直接以乡村工业为基础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乡村工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和兼业的生产方式，还有助于舒缓经济波动的冲击，减少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学者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甚至认为，这些主张体现了方显廷希望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阻止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肌体侵蚀的民族主义者的一面，以及他对个体自由主义经济的不信任和经济统制论者的倾向[2]。

为了找到适合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式，方显廷在1930年代领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师生对华北和浙江等地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并对全国各地的各类乡村工业研究资料进行了全面地梳理，详细地分析了中国乡村工业的组织制度、经营状况和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与内部问题。

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外国大机器工业的竞争下，中国乡村工业正处于急剧衰落之中，而乡村工业在规模上的劣势也无法得以根本克服。但他从技术和组织两方面为中国的乡村工业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成功的希望：在技术方面，以高阳铁轮机为代表的这种人与机器结合的机械发明，有利于工业分散化的发展和吸纳乡村就业，因此可以通过加强调查和聘请工程师、成立工业试验所的方法，大力推进这类技术的发明和传播[3]；在组织方面，方显廷主张以政府主导的合作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通过各类合作组织来保护劳工，同时促进手工业者加强在资金、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上的相互扶持，提高市场议价和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

最后，我们需要再次指出，乡村工业化思想作为方显廷基于当时中国客观条件而做出的判断，是他工业化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方显廷领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展中国工业化调查研究之际，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对华北虎视眈眈之时，他深知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并曾在抗战爆发前撰文指出，中国过去的工业资本投资忽视了国防工业的建立，今后应由政府大力筹集资金、外汇，通过统制经济的方式创办和发展国防军事工业。

而且，我们在文集中还会看到，方显廷对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和机器纺织工业也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在后来为战后中国制订的工业化方案中，他也主张大力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发展中国的矿冶、制造和交通通讯等现代工业。这些我们曾在第二卷序言中进行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1] 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认为16-18世纪欧洲的乡村工业是一种经由商人雇主为外地市场生产而非服务于本地消费的工业模式，它不仅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改变了欧洲的家庭结构和生育机制，推动了新型商业市镇的兴起，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准备，因而将其视为工业革命的先导或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称之为“原工业”。这种观点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也不足以解释工业革命的渊源，但对于理解欧洲经济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1970-1980年代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这里只是指出，该理论与方显廷关于乡村工业的商人雇主制等思想之间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关于原工业化理论的一个较好的综述，可参见L.A.Clarks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MacMillan, 1985.

[2] 曾玛莉认为，方显廷认识到机器大工业带来的集中化和专业化会导致劳动者与产品和价值之间的疏离，割裂劳动者与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乡村工业则可以让劳动者明了商品制造与应用中的全部关系，“使一个人的工作，不但与他一人的生命有关系，同时与他所处的社会也发生关系”，发展乡村工业可以避免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抑制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中国传统经济与社会肌体的侵蚀。此外，方显廷还在论著中表达了对自由放任的个体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信任，积极主张由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主导合作运动以取代乡村工业中的商人雇主制，曾玛莉将其归纳为方显廷的经济统制论（或国家主义，Statist）倾向，详见Margherita Zanasi, Far from the Treaty Ports: Fang Xianting and the Idea of Rural Modernity in 1930s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1 (Jan., 2004), pp. 113-146.

[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杉原薰为代表的一些日本经济史学者正在强调这种东亚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模式的重要意义及其与西方的差异，认为东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混合了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和西方的机器动力技术，走出了一条人与机器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与西方的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相比，这种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模式较少使用机器和资本、而更多注重劳动力和人力资源，更有助于节约资源和缩小收入差距。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马援译，《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6-152页；Gareth Austin, kaoru Sugihara(eds.),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Routledge, 2013.